92歲老人96小時內被注射35支抗生素后死亡
建議進行司法鑒定
3月7日，泰州市中醫院以書面形式向泰州市衛生局匯報情況，稱整個治療過程中并無原則性、重大過錯，認為病人死亡原因是年老體虛、肺部感染嚴重、心功能不全以及全身多臟器衰竭，由于患者家屬不懂醫學常識提出過高要求導致協調解決失敗，建議家屬進行司法鑒定或民事訴訟。
昨天，泰州中醫院醫務處處長潘先生再次向記者表達了同樣的意見：“患者家屬索要一萬元的賠償，這個價格太高了。”他表示，雖然院方認為在這件事上并無過錯，但從化解矛盾的角度出發，愿意減免患者1000~2000元的治療費用。他明確表示，患者死亡就是年齡、感染和病理的原因，跟抗生素使用沒有多大的關系。
專家說法
氨曲南一天最多用8克
主要用于極危重病人
南京一位臨床專家聽到記者的轉述后認為：首先，氨曲南這種藥在臨床上使用時，對老人尤其需要謹慎，把握好量，輸液的時候滴速要慢，否則老人心臟吃不消；其次，氨曲南在臨床上一天最大劑量是8克，也就是16支，但這樣的情況比較少，用于極危重病人，一般病人一天2克，也就是4支左右；第三，將兩種抗生素一起用，一般是病情較為緊急及病情較重的時候才會這樣。由于不清楚老人當時的狀況，所以不太好判斷第一天的聯合用藥是否就是濫用藥。
南京一家三級甲等醫院的藥劑專家說，第一，對于家屬所說的呋寨米和氨曲南抗生素不能合用的說法，有一個簡單的方法判斷，就是查一下藥品說明書，如果藥品說明書上有禁忌，那是絕對不能用的；第二，氨曲南不是一線藥物，就好比打仗，一線藥物都是頭孢等藥物，氨曲南是最后的絕招，在其他抗生素都醫治無效的情況下才會使用這個藥物；第三，由于這個藥品不是一線藥，如果時間允許，是一定要做細菌培養的，這樣才能有針對性使用。如果病人病情不重，且時間來得及，但醫院不做細菌培養直接用，那就有濫用藥物的嫌疑；第四，老人的腎功能只有年輕人的一半左右，即使正常使用藥物，也有可能發生腎衰竭。
這起糾紛不管誰對誰錯，合理使用抗生素始終是一個普遍關注的問題
“史上最嚴格”規定
能否管住抗生素濫用？
早在去年，江蘇省衛生廳就發布了號稱“史上最嚴格”的抗生素管理規范，要求三級醫院抗生素使用不得超過50種，對于存在抗菌藥物臨床不合理應用問題的醫師，將給予嚴懲。經過近半年的整治，南京一些三級醫院抗生素使用率最高下降了50%。但是，完全杜絕抗生素濫用尚需時日。
規定很嚴格
濫用抗生素的醫生將被嚴懲
近日，衛生部決定2012年繼續深入開展全國抗菌藥物臨床應用專項整治活動。衛生部制訂的活動方案顯示，三級綜合醫院抗菌藥物品種原則上不超過50種。同一通用名稱注射劑型和口服劑型各不超過2種，具有相似或者相同藥理學特征的抗菌藥物不得重復采購等。
據介紹，在專項整治活動中進一步明確，對于存在抗菌藥物臨床不合理應用問題的醫師，衛生行政部門或醫療機構應當視情形依法依規予以警告、限期整改、暫停處方權、取消處方權、降級使用、暫停執業、吊銷《醫師執業證書》等處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對于存在抗菌藥物臨床不合理應用問題的科室，醫療機構應當視情形給予警告、限期整改；問題嚴重的，撤銷科室主任行政職務。對于存在抗菌藥物臨床不合理應用問題的醫療機構，衛生行政部門應當視情形給予警告、限期整改、通報批評處理；問題嚴重的，追究醫療機構負責人責任。
其實，早在去年上半年，江蘇就開展了抗生素使用專項整治行動，三級醫院、二級醫院抗菌藥物品種一般分別控制在50種、35種以內；二三級醫院同一通用名稱注射劑型和口服劑型各控制在2種以內，處方組成類同的復方制劑控制在1~2種；二三級醫院三代及四代頭孢菌素(含復方制劑)類抗菌藥物口服劑型不超過5個品規，注射劑型不超過8個品規；碳青霉烯類抗菌藥物注射劑型不超過3個品規，氟喹諾酮類抗菌藥物口服劑型和注射劑型各不超過4個品規，深部抗真菌類抗菌藥物的品種不超過5個品規。
據介紹，目前全國大醫院的抗生素使用率普遍在60%以上，而一些技術水平不高、無醫療特色的中小醫院甚至高達70%以上。根據衛生部的調研結果，目前我國醫療機構使用的抗菌藥物有150~160種，但有些是國外早就淘汰的品種，根本不符合安全、有效、經濟的藥物遴選原則。據了解，我國現有喹諾酮類抗菌藥18種，而很多國家只要6種就可以滿足臨床需要。
南京一家醫院院長透露，去年整治之前，大部分醫院抗菌藥物是超過50種的，有的甚至達到100種，而高級抗生素品種更多。實行規定后，有的醫院的高級抗生素要砍掉一半左右。
真能管得住？
以藥養醫模式不除，藥品濫用難治
據江蘇省衛生界一位專家介紹，從規定上來說，是歷史上最嚴格的，已經細致到最大化了。但是不是有這個規定后，醫院就不存在濫用抗生素的問題了？專家謹慎地表示，也沒有那么容易。“其實以往也有不少類似的規定，早在教科書上就規定好了，什么情況下使用什么樣的抗生素。問題是，專業人士一眼就看明白的事情，臨床上卻一直沒有管理好，確實是值得深思的。”
專家說，在公立醫院的經費當中，政府撥款所占比例不高。和國外“以技養醫”不同，我國醫院的掛號費等體現醫生技術的收費很低，難以支撐起醫院的運行。因此，藥品銷售成為當下醫院重要的利潤來源，這種“以藥養醫”的模式，導致醫療機構滋生了“多開藥、開貴藥”的利益沖動。如果規定僅僅是限制醫療機構獲得利益，而不是給出替代方案的話，那么醫療機構也會有應對方法。“比如有的不需要服抗生素的患者，醫生給開了，而且選擇最貴的開了，從規定上說，品種在規定范圍內，又不是開很多種，看似不違反規定，實際上損害患者利益。有的患者只需要一天抗生素的量，卻開了三天的量。這些現象，一紙規定很難管住。甚至還會出現另外一種現象，醫院抗生素使用量是下降了，但其他藥使用量上去了，檢查費也上去了。按下葫蘆浮起瓢，大型公立醫院兩三千職工，龐大的開支不會因為一紙規定的出臺就減小了，之間的矛盾如何解決，也確實給管理者出了一道難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