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腐朽無能”到“我大清”
“胡說”之三：“改革皇帝”還是“文革皇帝”
雍正是暴君但不是昏君，他治國有方，在清前期“康乾盛世”中是個承前啟后的人。就個性而言，他的勤政與果敢也是比較突出的。但電視劇為弘揚“雍正思想”而把他神話為千古一帝，甚至丑化康熙時代來突出雍正之治，則很成問題。實際上雍正的許多治績，都有前人奠基、后人續力，其成也就不那么輝煌。
雍正打擊縉紳勢力，推行“一體當差”，這實際上是清初順康之際借“奏銷案”壓抑縉紳并從制度上縮小其特權之舉的繼續。至于“攤丁入畝”，作為“并稅式改革”在我國歷史上只是許多實行中的一次，作為人丁稅向土地稅的轉變也有上千年的歷史，就政策本身而言，體起源于明后期“量地計丁并為一條”的一條鞭法，因此史家又有把攤丁入畝稱為“清代一條鞭法”者。而雍正時期攤丁入畝只是繼康熙時在廣東、四川等地的試行而逐漸推廣，其普行于全國已在乾、嘉乃至道光初，甚至到了清末民初，人丁負擔問題也未完全解決，象陜西關中的一些縣仍然是“地丁屬地，差徭屬人”。更不用說“并稅式改革”本身就有一個“鞭（編）外有編”、簡而復繁的循環律，雍正的實踐并未打破這一循環。
電視劇在雍正“平定西北”問題上大加渲染。而實際上雍正時期恰恰是清前期西北邊政大失敗的時期，馮爾康的《雍正傳》曾以《調度乖方，西北兩路用兵的失敗》為標題專節詳述，明確指出西北大敗“應當歸咎于雍正調度乖方”。事實上，清朝對西北用兵起于康熙，畢于乾隆，雍正一朝雖有青海之捷，總的看來是敗多于勝，無足稱道的。
雍正設軍機處強化皇權，也是電視劇闡釋雍正思想的濃重之筆。但姑且不論這種強化在今天看來是否值得歌頌，就算值得，我國歷史上，專制帝王不相信朝臣而用身邊親信秘書班子來架空“外朝”的動作，在歷史上也不知重復過多少次——直到當代，不也發生過用“中央文革”架空政治局與中央委員會的事嗎？——雍正的這一次有算得上什么大手筆？關鍵在于獨夫們既什么人都不相信，又什么事都想管，只好借助親信秘書，但秘書地位一高也就轉化為新的“外朝”，下一位獨夫只好又物色一個新的秘書機構來架空了。
本劇對雍正的頌揚到劇末出現一個“數字化”高潮：據說康熙末年留下的國庫存銀僅700萬兩，而經雍正同志大治之后，推行留下的國庫存銀已達5000萬兩矣！這數字其實是個巧妙的游戲：康熙末年國庫鱒銀是800萬兩而非700萬兩，但這是康熙年間的低潮而非最高數字。而雍正末年國庫存銀，一說三千余萬，一說只有2400萬兩，只是在雍正五年一度達到過5000萬兩的最高額。編導妙筆生花，把康熙年間的最低數字（還有誤）與雍正年間的最高數字變成了“康熙末”與“雍正末”，一下就把三、四倍之增擴大了七倍多！
當然，即使從800萬增至2400萬，也堪稱偉大成就。問題在于“國庫”之富不等于國民之富，朝廷之富也不就是國家之福。在中央集權專制主義的古代中國，國富民窮的狀況十分常見，國窮民富的情形也間或有之。兩宋朝廷長期困于財政拮據，號稱“積貧積弱”，但宋朝民間的富庶與社會經濟的繁榮實遠超過盛唐。而明末李自成進京時發現宮中藏銀達7000萬兩之巨，比雍正時的國庫要多多了。西漢末新莽朝廷滅亡時，僅集中于王莽宮中的黃金就達70萬斤之多，其數據說與當時西方整個羅馬帝國的黃金擁有量相當！而明王朝與新莽王朝都是在餓殍盈野的社會危機中爆發民變而滅亡的。按編導的邏輯，崇禎皇帝與王莽這兩個亡國之君不是比雍正更偉大么？雍正時民間與康熙時相比總體如何，史無明證，但從前引雍正最欣賞的總督田文鏡在河南放衛星的后果看，是很難樂觀的。
電視劇極力把雍正宣傳為一個“改革皇帝”，其以史喻今之意十分坦白。雍正的確敢有為，但“有為”就是“改革”么？某種變化是否能稱為“改革”取決于一定的價值立場。從一個立場看來是“改革”的事情在另一個立場看來就可能是“反動”。“四人幫”橫行的“文革”時期也常講“改革”，甚至提倡“與傳統”“徹底決裂”，而他們最仇恨的“傳統”便是民權、民主、民營經濟。強化極權、專制與統制經濟便是他們講的“改革”。于是在“批儒評法”鬧劇中一大堆“改革帝王”照耀過市，秦皇、殷紂皆成明星，雍正那時也曾被列為“法家”而與有榮焉。而作為今日改革的先聲，那時中國的健康力量卻發出了“秦始皇的封建時代一去不復返了”的呼聲。當時“四人幫”還把漢代《鹽鐵論》中力主鹽鐵官營、專制國家壟斷經濟的桑弘羊捧為“法家”、“大改革家”。而當時就有人在海外針對性地寫了《儒家的自由經濟思想》一書，認為主張民營經濟的賢良文學家們才是“鹽鐵論戰”中的改革派。
賢良文學們算不算改革派姑置不論，至少桑弘羊作為一個符號是與那時的“文革”價值觀相表里，而與今日的改革相對立的。的確，既然不是在“戲說”歷史，也不是在搞價值中立的純粹考據，而是要借古喻今，那么我們只能說：所謂改革就是要弘揚民權，而不是弘揚皇權。是取向于市場經濟、民主政治，而不是取向于“重農”抑商、專制極權。是要建立法治社會，而不是保證“以一人治天下”。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而不是文字獄。——而歷史上的“真雍正”與今天的《雍正王朝》，究竟是取向于上述兩個方向中的哪一個呢？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雍正王朝》實際上比“真雍正”還“雍正”，這又是為什么呢？
即使排除借古喻今，純就歷史上的真雍正而論，我們也要看到胤禛的時代畢竟已不同于秦始皇、桑弘羊之時。從全球論，雍正的時代英、荷早已完成資產階級革命，美、法的革命也已在醞釀中。從中國論，明清之際中國已出現所謂“啟蒙思想”，即真正的改革思想，黃宗羲的“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唐甄的“凡為帝王者皆賊也”，顧炎武提出以“眾治”代“獨治”，王夫之要求“不以天下私一人”。相形之下，胤禛那種連傳統儒家規范推行都嫌專制的不夠、而赤裸裸要求“以一人治天下”的獨夫言行居然也被稱為“改革”，這豈不是對改革概念的大褻瀆？
看著《雍正王朝》，我有一種回到“文革”時代的感覺。此劇“影射失學”式的“胡說”方式，“高大全”的人物塑造法，以及指導其編造“歷史”的“法家史觀”和夸張“兩條路線”、“兩個司令部”斗爭的敘述模式，都與“文革”時如出一轍。“文革”時夸獎秦始皇坑儒，《雍正王朝》則表彰胤禛鎮壓“科甲朋黨”。“文革”時夸獎秦始皇焚書，而雍正正是文字獄的行家。“法家”最恨儒生議政而主張“以吏為師”，《雍正王朝》也攻擊清流壞事而主張家奴治國、酷吏治國。“法家”崇尚法、術、勢，而雍正恰是清帝中最精于陰謀與權術之道的。“法家”與雍正都最討厭儒家寬仁之說以為妨礙專制，而“文革”中對“法家”的惟一批評則是嫌其還是過分寬容，“秦始皇只坑了四百多個儒，鎮壓反革命不徹底。”《雍正王朝》同樣是比“真雍正”更雍正，多次通過劇中人之口埋怨皇上對曾靜、胤禩等政敵太寬仁了！
“文革”中曾經大捧“法家”的“上農除末”、唯重“耕戰”、“鹽鐵官營”、“利出一孔”的經濟統制政策，以配合現實中的關閉市場、“割資本主義尾巴”。而雍正在清帝中也正是最強調重農抑商的。他曾宣稱農民最貴，不僅工商下賤，連“不肖士人”（這也反映了他對“讀書人”的輕視）也不如農，因此創為“老農總吏”之制，選拔模范“老農”授予八品頂戴，結果在專制制度下只選出了一批作惡鄉里的村霸。在農業政策上雍正只重糧食，經濟作物只準種在“不可以種植五谷之處”，結果導致一些地方官府強行毀掉已種的經濟作物令農民改種糧食，致使因失農時而絕收。雍正使政府干預強行進入傳統時代一般不進入的農戶經營中，導致了破壞性的結果。糧食以外的作物尚且要禁，何況工商。雍正認為“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則田畝之中少一耕稼之人”，他多次表示“招商開廠……斷不可行”，“礦廠除嚴禁之外，無二議也”。這樣摧殘工商、禁錮市場、統制農業的強硬政策，在有清一代也屬保守，而且效果也極壞。
與其他“新政”不同，電視劇對雍正的這些作為避而不談——我們的市場經濟改革畢竟已搞了20多年了！——但這些行為不也很合乎“法家史觀”中的“文革皇帝”模式么？
總之，若說電視劇宣傳的是“改革皇帝”，那么“四人幫”大概就成了最典型的“改革派”——而我們這20年做的又算什么？
顯然，《雍正王朝》宣揚的與其說是“改革皇帝”，勿寧說是“文革皇帝”。而究其實，則是宣揚封建主義，而且是比封建傳統中的儒家更為極端的專制極權主義。20多年前，這種禍害曾伴隨著所謂的“法家帝王”的幽靈給我們帶來浩劫。改革20年了，我們卻又一次看到“法家史觀”指導下拍出的“胡說雍正”。而且是盜“改革”之名，打著“第三代”的旗號儼然以“主旋律”自居，這真讓人感到愕然！
無疑，《雍正王朝》的收視是相當火爆的。考其原因，除了聲勢、頻道、時段上的優勢外，我以為有兩條：
首先是人們已經厭煩了泛濫已久的“戲說”式宮廷劇，因而對于風格迥異的“胡說雍正”有耳目一新之感。而這部片子也的確拍的很精心，可看性強，有相當的藝術水平。當然就這一點而論，許多觀眾實際上是把它當作一種新式的“另類戲說”片，以消遣之心觀看的，他們未必體會到“胡說”者表達的“微言大義”。正如近年來“樣板戲”、“紅太陽”的一度走紅未必意味著人們認同“文革”一樣。
其次，經歷20多年后我們的改革已進入微妙階段，利益調整劇烈，公正問題凸顯，社會矛盾增加，不確定因素增多，人們心理易于失衡，加上某種文化積淀的作用，人們隱約產生了對某種“改革皇帝”的期待，期待他能以鐵腕掃清積弊，帶領人們走出八卦陣，賜予社會以公平與安寧。而電視劇迎合了人們的這種心理。但就這一點而論，“胡說雍正現象“便令人擔憂：人們難道真能指望一個雍正式的人物來拯救自己與社會嗎？
沒有獨立的知識分子，社會不會有真正的進步。民主，帶來的可能是政客一味順應民情。但權貴固然常常是錯的，群情也未必一定是對的。知識分子的勇氣，在于不僅要不畏權貴，而且要不畏群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