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腐朽無能”到“我大清”
“胡說”之一：無私的“道德皇帝”
歷史上的雍正政績雖無劇中夸張的那樣顯赫，但應當說還是一個有為之君。傳統史觀因其殘暴而抹殺其政績的確不公，近年來史學界在這一點上是幾成共視的。然而在專制的“家天下”，有為之君未必有德，本也不足為奇。即如唐太宗的殺兄誅弟、霸占弟媳、逼父奪位，武則天的連殺親子乃至親手掐死自己的女兒，明成祖的叔奪侄位、株連“十惡”，隋文帝的謀殺小外孫而篡其國，等等，本來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之惡、專制極權具有“道德淘汰機制”，歷史上九重之內的宮廷陰謀、厚黑者勝，都是不勝枚舉的。今天的歷史觀沒有必要把帝王的治國能力與其“得國之正”混為一談。過去人們以雍正“得國不正”而漠視其治國之績，如今的電視劇為張揚其治國之績而把他的“得國”說的高尚無比，其實都是基于同一種陳腐觀念。
當然更重要的不在于觀念而在于事實。與歷史上的其他“得國不正”者相比，雍正的特點在于他的“得國”不僅在后世常受譴責，而且在他在位時就頂著他的嚴刑峻法而“流言”四起。為了平息指責，雍正挖空心思寫了《大義覺迷錄》一書以自辯，我們今天看到的電視劇就是以這本奇書中的雍正自道為基礎而進一步拔高的。根據這種說法，雍正本無心于大寶，只是目睹時艱，“為社稷百姓著想”，又受了父皇囑其改革除弊之重托，才勉承大任，接受了康熙的傳位，做了這“有國無家”、嘗盡“人間萬苦”的社會公仆。而他的政敵則個個陰險惡毒，以私害國害民，大搞鬼魅之伎，與他不僅有“改革”和“保守”的路線斗爭，而且有善與惡、光明正大與陰謀詭計的人品較量。他們不顧雍正的寬宏大量，怙惡不悛，死不悔改，不僅在雍正繼位前妄圖篡國，而且在整個雍正年間都猖狂作亂，從煽動社會風潮、策劃宮廷陰謀直到發動軍事政變，為迫壞“新政”、謀害雍正而無所不用其極。而雍正在忍無可忍時才發動正義的反擊，但依然寬宏待敵，仁至義盡。通過雍正自己粗茶淡飯，卻給大逆犯曾靜享用豐盛御膳，自己大義滅親殺愛子，卻對主要政敵“阿其那（狗）”不忍加誅等“感人場面”，電視劇向人們展示了一個“愛民第一、勤政第一”、“得民心者得天下”的仁德天子之浩蕩皇恩！
這樣的胡說也未免太離譜了。封建古代的宮廷陰謀往往成為千古之迷，說法眾多難以統一并不奇怪，可是在雍正問題上無論怎樣眾說紛紜，嚴肅的歷史學家沒有一個會相信《大義覺迷錄》中的雍正自道，包括那些高度評價雍正政績的人在內。因為該書的拙劣編造早在當時就已是欲蓋彌彰，以致雍正一死乾隆立即把它列為禁書。正如我國一流清史學家集體編著的最近著作《清代簡史》所說：“由于胤禛與隆科多合謀取得皇位，事出倉促，密謀不周，以致漏洞太多。雍正即位后，花了很大氣力堵塞漏洞，但越堵越漏，《大意覺迷錄》就是其中一個典型”對這樣一種連雍正的兒子和制定繼承人都羞于示人的編造，我們的編導卻不僅全盤接受，還錦上添花，真不知“今夕是何年”了。
馮爾康先生是國內史學界倡導給雍正翻案的代表，曾譽雍正為“中國歷史上為數不多的比較杰出的帝王之一”。但馮先生對雍正偽造歷史的劣行也深有體會。中國素有標榜直筆的“史官文化”，雖然實際上歷代帝王都干預修史，造成“實錄”不實，但象雍正那樣不僅偽造歷史，而且圖改檔案，偽造史料，則還是罕見的。在對照了雍正“加工”過的《朱批諭旨》、《上諭內閣》等檔案與故宮中幸存的原件后馮先生也感嘆曰：雍正“愛改史料，實是一個大毛病。”宮中檔案要改，何況《大義覺迷錄》這樣的宣傳品？而雍正所以有此種愛好當然不是閑得無聊，實在是他虧心事做得太多了。
就以雍正“得國”而言，雖然九重之內的許多細節已成千古之迷，民間種種流言也未必可信，但今天已能確證的事實是：
第一，康熙暴卒于暢春園時，胤禛與負責警衛的隆科多控制著局勢，真情如何只有他們二人清楚，而《大義覺迷錄》所講的“八人受諭”之說純屬編造。他為何要編呢？
第二，所謂“康熙遺詔”的漢文原件現仍存故宮內第一歷史檔案館，它之為雍正偽造是鐵證如山的，正如大力為雍正“辯誣”的馮爾康先生也指出：“毫無疑問，這個詔書是胤禛搞的，不是康熙的親筆，也不是他在世時完成的。”當然，馮先生并不認同雍正“篡位”說，但他沒有解釋：不篡位為什么要矯詔。
第三，康熙末年諸皇子在朝臣中聲望最高的皇八子胤禩，康熙本人最器重的是十四皇子胤禵，而胤禛并無任何特殊地位。因而其繼位大出人們意料。這一背景是明擺著的。
第四，雍正即位后立即把康熙晚年的近侍、常傳達康熙旨令的趙昌誅殺，當時在京的外國傳教士馬國賢稱此舉“使舉國震驚”。接著又下令要群臣把康熙生前所發的朱批諭旨全部上繳，嚴禁“抄寫、存留、隱匿”。這顯然有殺人滅口與防止秘情外泄的嫌疑。
第五，隆科多與年羹堯是雍正繼位的關鍵人物。隆掌宮禁，傳“遺詔”，而年則為雍正派往西北監控爭位主要對手胤禵的親信。即位后雍正一時不顧君臣之禮地大捧他們，稱自己不識隆才，“真正大錯了”，說隆是先帝“忠臣，朕之功臣，國家良臣，真正當代第一超群拔類之稀有大臣”；對年更稱為“恩人”：“朕實不知如何疼你，方有顏對天地神明也！”還檢討說“朕不為出色的皇帝，不能酬賞爾之待朕。”如此肉麻世所罕聞。然而大位一穩，雍正很快翻臉殺了隆、年二人。尤其可怪的是殺隆科多時還特別宣稱先帝臨終是“隆科多并未在御前”。當時被視為“遺詔”傳人的人如今竟被認為根本不在場！如非殺人滅口而是僅僅因為其他罪過，這從何說起呢？
此外，雍正即位后似乎害怕康熙的亡靈，棄康熙常住的暢春園、避暑山莊而不住，避康熙之陵墓而另在京城相反方向創建西陵作為自己的歸宿，等等，都是后人斷定雍正“得國不正”的根據，這一切決不是“雍正的政敵造謠”所能解釋的。
顯然，雍正謀位成功只是“厚黑學”成就，何嘗有絲毫“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影子！正如馮爾康先生所言，他“結黨謀位”至少在康熙52年，即康熙死前9年已開始，“追求儲位已發展到不顧罹罪的程度”。當然，專制時代宮廷斗爭毫無道德可言，“誰上臺手腳都不干凈”，雍正的政敵也未必見得比他好。但無論胤禩還是胤禵，其治國思想都于史無征，他們之間的爭奪既談不上是道德之爭，也談不上是政見、路線之爭。
如果說雍正奪位問題尚有疑云的話，劇中其他地方對雍正的美化就更是“胡說”了。曾靜一案雍正的處理即使從封建法制看也是怪戾的，他殘忍地將只有思想異端的呂嚴沈三族株連慘殺，卻留下“現行犯”曾靜為他宣講《大義覺迷錄》，電視劇居然把這描寫成仁慈之舉！雍正的最后四年一直“安適如常”，他的猝死雖然史無確證，但包括推薦雍正之治的楊啟樵、馮爾康等在內的海外清史界多認為是妄求長生迷信丹藥中毒而亡。電視劇卻描繪雍正長期抱病操勞，為治國而“活活累死”。雍正的政敵胤禩、胤禟被他囚禁后不久幾乎同時死去，死前被貶稱豬、狗，受盡虐待，一般都認為是被雍正授意虐殺。而電視劇不僅將二人被鎮壓的時間又雍正初移到雍正末年，以顯示二人一直搞破壞，而雍正一直忍讓，還描寫雍正寧誅己子也要謹守父訓，決不肯殺弟弟！如此等等。為塑造這個高大全道德偶像，真是不遺余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