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里“刀郎”姚瑤：我那遙遠而浪漫的寫作
○姚瑤（侗族）
游戲是兒童的藝術，而藝術則是成人的游戲。
——康拉德·朗格（德國）
我在1992年開始發表作品，到現在已經是好幾年時間了。
在純潔的校園我先是廣泛的閱讀，后來憑興趣寫詩，那是一個很容易患抒情病的年齡，詩歌就像大麻一樣刺激著青春期剛剛成熟的年輕人，直到1997年，《青年文學家》發表我的第一個小說，我的興趣發生改變。
起初在校園寫的詩很多，但都沒成氣候，都拋棄了，我那時的作品保留下來的有《竹花》、《秦時明月》等。其中《竹花》發表在《花溪》雜志，《秦時明月》發表在文學期刊享有“四大名旦”盛名的《山花》雜志上，《竹花》是《花溪》編輯葉笛先生在“大學生詩苑”欄目發表，在當時校園產生廣泛影響，后來此詩作獲黔東南州政府文藝獎。
在對詩的處理上我追求浪漫主義，直到我的第一個小說發表，我對詩的看法和處理顯得遲鈍了，我再也沒法提起筆寫下“誰在竹林里濺起墨浪/誰就是我血液的爹娘”浪漫的詩句了。
我想這是一個過度階段，從感性逐漸向理性過度的階段，我的內心時刻生活在溫斯頓·丘吉爾所說的“暴風雨和悲劇的時代”，我的現實是畢業面臨分配，要求我靜下心來處理桌上雜亂無章的文字。
這種感覺在那時乃至此后相當一段時間里我對詩或是寫作的理解很不和諧。
在我畢業以后，我不得不對純粹現實的題材和處理它的方法上進一步努力，使之達到和諧。我想從現實逃避，用想象的方式把過去和未來聯綴起來，形成更廣闊的視域，進入美倫美幻的烏托邦境界。
我在這一階段完成了散文《回憶村莊的細節》和小說《山園》的創作，在《回憶村莊的細節》里，我在現實和夢幻中贅述我的童年和童年生活的場景。
浪漫主義在文字中具體表現上，我強調主觀與主體性，側重表現理想世界，把情感和想象提到創作的首位，常用熱情奔放的語言、超越現實的想象和夸張的手法塑造理想中的形象。
屈原、李白的詩歌和吳承恩的小說《西游記》，歌德和席勒、雨果、喬治·桑、拜倫和雪萊等人的作品給予我極大的觸動。我的部分作品試圖接近浪漫主義。
關于這些種種，使我有機會接觸西方文藝復興以來文學發展的歷史。
什么是文藝復興？原意是指“希臘、羅馬古典文化的再生”。
但是，當時西歐各國新興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運動包括一系列重大的歷史事件，其中主要的是：“人文主義”的興起；對經院哲學和僧侶主義的否定；藝術風格的更新；方言文學的產生；空想社會主義的出現；近代自然科學的開始發展；印刷術的應用和科學文化知識的傳播等。簡單來說就是使人變聰明了。
在諸多的文學流派和風格中我更癡迷于浪漫主義。
我的一位朋友對浪漫主義的界定是這樣的：首先浪漫主義是以精神叛逆與現實抗衡的一個范例；其次是浪漫主義給柔弱無助的個人提供了一個完整的不受侵犯的避難處所；第三是我們的生活里真誠的浪漫主義越來越少，給自己提供一個慰籍的可能；第四是內在的狀態與浪漫主義高傲的絕望極其相近。
提及這個概念，比專業人士，我要膚淺得多，因為我不是專業作家，我不依靠稿費來維持生計，所以我并未給自己提出苛刻而高難的任務。
我的業余寫作，事實上是給自己一個臺階：在別人有事可做時，我也不至于窮極無聊；在別人有所信仰時，我也不是空空蕩蕩。
然而寫作，把我推向一個不愿承認的事實，我變得沉默，正如安德列·紀德（法國）說：“許多年來，我好似在沙漠中自言自語，后來我也只是對少數人說話”，這消極的態度使我的文字也趨于沉默。
生活在這樣一個無情又無序的時代，寫作變得像行走在路上一樣艱難，可我有理由像以往一樣感傷，也有理由像現在一樣樂觀，更有充分的理由沉默。
但可以肯定，在未來的歲月里，我將更多的思索：在我那遙遠而浪漫的寫作中，我已經寫了什么？還會寫什么？我將如何繼續下去？
“你永遠也無法理解，為了讓自己對生活發生興趣，我們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寫作，同樣緣于興趣，同樣需要我付出太多的艱辛，向自己所謂的浪漫生活或是寫作而努力，安德列·紀德在《人間糧食》里給予了我啟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