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鵬同志的這部著作，通篇圍繞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客觀實際，結合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論述了我國工業化迅速推進階段產業改革與發展的重要方針政策。該書最為鮮明的特色，就是從國情出發，探索我國的產業發展之路。

　　一、先行產業要先行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我國改革開放的方針，此后，我國經濟迅速發展。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時，也出現了許多矛盾和問題。煤、電、油、運等先行產業，在計劃經濟時期就是經濟發展的瓶頸。改革開放后，能源緊張、交通落后這兩個問題尤為突出。李鵬同志曾任電力部門負責人，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后，又分管能源、交通、重點建設等方面的工作，參與了許多重大項目的決策與貫徹實施。盡管他以后的職務不斷變化，但他一直十分關注我國產業經濟特別是能源工業的建設和發展。

　　我國的四化建設，能源交通是關鍵。本書開卷篇《關于電力工業規劃問題》就鮮明地提出了我國電力工業的發展問題。1983年9月，李鵬同志提出：“電力是衡量現代化水平的重要標志”，“經濟要振興，電力必須先行”。他認為：“電力是能源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經濟發展的戰略重點之一，而且是重中之重。如果能源搞不上去，特別是電力搞不上去，四化建設的宏偉目標就很難實現。” 1985年2月，李鵬同志在《加快能源基地的開發和建設》的講話中談到他向小平同志匯報，“小平同志也講，他最不放心的是電，聽有人講，電搞上去了，翻三番也沒問題。”

　　那么，該如何破解電力發展的瓶頸呢?李鵬同志認為，“加快發展電力工業的根本途徑，要靠增加新的生產能力”，“電力工業總的開發方針是：一是盡可能多開發水電;二是大力發展火電，重點建設礦區火電站;三是適當發展核電;四是大力發展電網;五是發電能源多樣化，因地制宜地發展小水電、小火電、風力發電和其他能源，以解決大電網以外的農村和小城鎮的用電需要”。 2005年5月，他在《電力要先行·李鵬電力日記》一書所作的前言中寫道：“電力是國民經濟的先行，應該適度超前、健康、可持續地發展。”

　　不僅是電力工業，解決整個能源工業緊張的辦法，無外乎兩個：一是增加生產供給，二是節約。李鵬同志認為：“要一手抓開發，一手抓節約，開發與節約并重。這要作為能源工業的方針和國民經濟的指導思想，長期貫徹下去，不能把節約停留在口頭上”，“從戰略上講，保持能源工業的穩定發展，要求不能太高，要開發與節約并重”。

　　交通運輸的發達程度是衡量一個國家現代化程度的標志之一。交通同樣也是我國經濟發展的瓶頸產業。1986年9月，李鵬同志指出：“在四化建設中，國家要以更多的投入來發展交通、通信事業。”他認為：交通運輸的發展方針是“在繼續發展鐵路的同時，要大力發展公路;要利用中國內河航運得天獨厚的優勢，進一步發展水運;還要發展航空事業。另一個發展方針，就是各種運輸方式不能單獨強調各自成網，而應該建立統一的全國交通運輸網。”到了20世紀末，李鵬同志發展交通產業的思想又有進一步的完善。他指出：“我國的交通運輸業應該以鐵路為骨干，以公路為基礎，充分發揮水運包括內河、沿海和遠洋航運的作用，積極發展航空運輸，適當發展管道運輸，建設全國統一的綜合交通運輸體系。”

　　李鵬同志認為，“我們國家到本世紀末，能源交通是發展的重點。”這個判斷是符合我國經濟歷史發展實際的。

　　二、高度重視新興產業的發展

　　20世紀下半葉以來，以計算機、互聯網為代表的新技術革命蓬勃興起。李鵬同志充分肯定了電子信息技術產業的戰略地位和重要作用。1985年1月，他指出：“電子和信息是一個新興產業，代表了新一代的技術和新一代的生產力，它的發展和振興必將對加快我國四個現代化的進程、振興我國經濟起到不可估量的重大作用。” 1986年1月，他進一步強調：“我們正面臨著世界性技術革命。這種革命的內容盡管很廣泛，但以微電子技術為代表。中國要發展四個現代化，必須重視電子工業。”

　　如何抓住和利用新技術革命帶來的歷史性機遇，使落后的中國進入世界先進民族之林，李鵬同志提出：“我覺得可以從兩個含義上講。一個是電子工業本身或者說是信息產業本身，我們可以利用現在世界上已經達到的水平，跳越某些發展階段。人家已經走過的路，我們不一定每個階段都像人家那樣做。也就是說，可以利用世界上技術發展的成果，使我們電子行業發展得更快一些，這是一個意思。第二個意思，我們可以利用電子這個新技術來武裝傳統工業，用電子這個新興的產業來武裝傳統工業，改造傳統工業，使傳統工業產生更大的經濟效益、更大的社會效益。”

　　對于電子信息這樣的新興產業，如何使其盡快地發展起來，也是李鵬同志思考的一個重要問題。1985年10月，他強調指出，對于電子工業，“要給一點扶植政策，否則發展不起來。我們要盡量地少花錢，多辦事，少重復。”

　　三、產業基本建設要搞好規劃與設計

　　產業的發展首先要搞基本建設。在我國的基本建設領域，就整個計劃經濟時期而言，規劃與設計落實得并不是很好。不論是總體布局還是某一具體項目的設計與建設，很多時候都未能做到科學合理的充分論證，就倉促上馬，實行“邊勘察、邊設計、邊施工”的“三邊”政策。這方面的教訓是非常深刻的。

　　改革開放頭幾年，在國民經濟調整的過程中，黨中央、國務院對人民生活、對住宅建設給予了極大的重視，那幾年城鄉建設的規模已經大大超過了以往30年的總和。但問題也不少。作為分管重點建設的國務院領導，1984年1月，李鵬同志強調：“我們的城市還缺少總體規劃的指導，城市的市政公用設施跟不上發展需要，主體建筑和配套的建設不夠協調，很多地方環境惡化、污染嚴重，許多城市缺電、缺氣、缺水，嚴重限制了生產的發展，影響了人民的生活。特別是北方地區的城市缺水嚴重，其嚴重程度比缺電更為突出。”

　　城市的規劃不可輕視，工程的設計也非常重要。1985年1月，李鵬同志在全國設計工作和表彰優秀設計會議上指出：“我們所說的效益，應該是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的綜合。一個工程項目能不能取得這三個效益，決定因素是設計”，“如果設計出了毛病，特別是出了大毛病，很難在施工的過程中加以改變，因為施工是按照設計的藍圖來進行的。如果設計本身的效益就是不好的，投產以后，也很難得到好的效益。如果要改變設計，那就要大動干戈，花很大的代價，已經施工的工程就得返工，要增加投資，延誤工期”。

　　“八五”后期，我國經濟發展迅速，每年就有一萬多億元的基本建設在建工程。為了保證這些工程的質量，維護國家和人民的利益，1994年11月，李鵬同志強調：“工程建設的好壞，首先取決于勘察、設計，勘察設計是先行。一個設計的好壞，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工程建設的好壞，甚至決定了工程投產以后的經濟效益以及它的各個方面。如果設計不好，要在施工中再來解決，那是很困難的;如果把一個不好的建設項目留給生產單位，再進行技術改造，那也是很困難的。所以我們說設計是工程的靈魂，勘察設計是工程的先行，這是千真萬確的。”

　　四、產業發展要激發企業活力和調動各方面積極性

　　激發企業活力，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歷來是我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抓手。李鵬同志通過多重角度，闡述了這一重要思想。

　　首先，就企業與企業之間的關系來講，要改變吃“大鍋飯”的現象，引入競爭機制。他主張在基建等領域，實行項目包干經濟責任制。1984年12月，李鵬同志提出打破“大鍋飯”的三條措施：“基建的投資實行有償貸款制;基建工程要實行招標制，由分配任務改成招標，看哪一個單位的投資省、質量好、速度快、造價低，就選哪一個單位來承包;還有一條就是實行各級的經濟責任制，實行獨立核算、自負盈虧。”

　　其次，就政府與企業之間的關系來講，就是要簡政放權。1984年12月，他指出：“要把電搞上去，根本出路也是改革，就是要簡政放權，要使得電業系統基層各發電廠、供電局以及基本建設、設計、科研和修造企業等單位都有更大的活力，電業職工都有更高的積極性。”

　　第三，國家要有相應的政策安排。由于我國經濟處于加速發展的階段，在國家財力有限的情況下，國家應出臺相關的政策來調動各方的積極性，從而加速產業發展。比如關于辦電的問題，李鵬同志指出：“要大中小一起上，中央和地方、內資和外資一起搞，充分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電力部門要實行讓利政策，把更多的好處給地方、企業的自備電廠，鄉鎮企業和個人辦的電廠，以這種優惠的扶持政策調動他們辦電的積極性。”類似的情況也存在于煤炭工業。李鵬同志認為， “‘八五’時期，煤炭供應有了這樣大的改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采取了中央和地方并舉、大中小并舉的方針，鄉鎮煤礦有了迅速發展”，“‘九五’時期和下世紀頭10年，發展煤炭工業還要繼續堅持中央和地方并舉、大中小并舉的方針”。

　　五、企業集團對產業發展至關重要

　　產業的發展最終要靠企業來實現。企業采取何種組織形式，不僅對于企業自身的發展，而且對于產業的發展都至為重要。企業集團是產業發展的重要載體。李鵬同志結合我國的化工、電子、汽車等產業發展的實際情況以及世界其他國家的發展經驗，論述了組建企業集團的必要性以及需要注意的地方。

　　在講到化工行業時，李鵬同志指出：“現在來看，走集團化發展的道路，就中國石化總公司來講，是成功的。大公司有雄厚財力、物力、人力和技術力量，可以統籌兼顧，統一安排。不能說所有的行業都要走這條路，一些關系國計民生的骨干行業，交通、能源、基礎工業和通信，包括一些大的機械企業，都要逐步走上這條道路。”他認為：“從總體上看，組建企業集團有許多優越性，它有利于合理調整產品結構、企業組織結構，同時還可提高資金的利用效益，更好地進行企業的技術改造，減少重復建設。組建一批有相當實力的企業集團還可增強產品進入國內外市場的能力。”需要注意的是，組建集團要“在企業自愿的基礎上，根據經濟規律進行組織，切忌一哄而起。要搞一個就鞏固一個，不要形成一股風”。

　　對于電子等新興產業，他指出：“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往往是若干個大型的企業集團起著非常關鍵的作用，美國、日本、德國、韓國都是這樣。過去我們沒有走日本、韓國那樣政府扶持少數大型企業集團的道路。我們雖然有不少大企業，但規模和經濟實力都沒有大到那樣的程度。‘九五’時期要通過政策引導，包括使用一定的行政手段，促進這些大型企業集團的形成。”

　　在汽車行業方面，產業發展可謂喜憂參半。我國汽車企業不少，但搞了許多“大而全”、“小而全”的重復建設，專業化程度低，形不成批量生產，因而質量差，經濟效益低。對此，李鵬指出：“世界的工業都是走聯合的道路，恐怕將來中國也要走聯合的道路，不是一個汽車公司，而是形成若干個大的汽車集團，走聯合、高起點、專業化、大批量的道路，形成幾種拳頭產品，然后在市場上發展。這種聯合我認為應該是跨部門、跨行業的聯合。”

　　六、產業發展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搞好外資利用和技術引進

　　一國的現代產業發展離不開世界市場。由于我國所處發展階段的關系，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建設資金緊張，技術水平同國外差距較大。如何利用國外的資金和技術加速我國產業經濟的發展，是李鵬同志十分關注的問題。

　　利用外資是有成本的，好鋼要用在刀刃上。1989年1月23日，李鵬同志在聽取全國能源工作會議情況匯報時指出：“至于利用外資，國家產業政策的重點過去是，將來也是在能源、交通、通信、原材料這些基礎設施上。”

　　從其他國家發展的歷史經驗來看，技術引進可以加速我國的經濟發展。1995年5月，李鵬同志在聽取 “九五”計劃匯報時指出：“技術上閉關自守，完全靠自己開發不行。一些發展中國家經濟能夠較快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引進和利用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這是一條成本低又節省時間的路子。” 就此他認為：“引進先進技術是一條捷徑，都從頭開始研究，太慢。”

　　從現實發展來看，也需要引進技術。1995年5月，李鵬同志指出：“現在我們許多商品的檔次和質量，與國外產品相比還有很大差距。”即使是在軍事領域，他認為，“國產化也不是說必須全部百分之百的國產。”“過去，在一些軍事工業上要求百分之百國產化，是出于打仗的需要。現在同樣考慮從外國引進軍事技術。因此我們要充分利用國家的對外開放政策，把我們的制造工業搞上去。”

　　引進外資和先進技術可以加速我國經濟發展，但是李鵬同志提醒大家，我國引進技術的目的不是為了引進而引進，而是為了最后達到國產化。1985年10月，他旗幟鮮明地提出：“我們引進先進技術，引進先進管理經驗，是要發展我們的民族工業，國產化是我們的目的。”他還鄭重指出：“前幾年我們引進了一些設備，同時也引進了技術，這對提高我們的技術水平是起了作用的。但我國的設備需要量很大，外匯又有限，我們的方針是自力更生，搞四個現代化主要靠自己的力量。國產化是我們的基本方針。”

　　引進技術和管理經驗，還有一個“度”的把握問題。1987年9月，李鵬同志在國務院重大技術裝備領導小組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要把技術的先進性和經濟性很好地結合起來。水平太高了，并不適用，有的技術國外還沒過關，拿到中國來試驗。所以，重大裝備選型時，要特別注意這個問題。選用什么樣的技術，要考慮國產化，不要脫離中國實際，否則會長期依賴外國。” 他強調在技術、管理方面學習外國的經驗，要做到“引進、消化、開發、創新”八個字。他在嚴厲批評一些單位和現象時說：“現在有的單位建設一個項目的時候，凡是能和外國先進技術掛上點鉤的，就要出國考察，就要引進技術。于是花很多錢，用很多時間去考察、談判、簽約，而引進的技術也不一定適用。總的來看，我們一定要引進先進技術，這是毫無問題的，但不是每一個項目都要引進技術，也不是一定要引進最先進的技術，應該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他叮囑大家，引進的時候要做好統一規劃，避免重復引進和重復建設。

　　七、開展國際合作也是加快產業發展的重要舉措

　　除了利用外資和技術引進以外，加強國際合作，也是我們加快某些產業發展的重要舉措。在這方面，石油開發表現得最為突出。1984年7月17日，李鵬同志在會見法國道達爾公司董事長里利亞克時談話指出：“我國實行對外開放政策，歡迎外商來中國舉辦企業，這條政策要長期執行下去。中外合作開發海洋石油資源是中國對外開放政策的一個重要方面。”1993年2月17日，李鵬同志在會見15國駐華使節和30家外國石油公司代表時的講話中指出：“中國經過14年的改革開放，投資的‘軟環境’和‘硬環境’都有很大改善，保護外國投資者權益已用法律形式確定下來。根據平等互利的原則，我們歡迎各國石油界來華開展合作。” 1998年1月，李鵬同志在會見中國石油天然氣總公司工作會議代表時的講話指出：“利用國外資源應成為今后我國石油工業發展的一條重要方針”，“要進一步適應改革開放的新形勢，拓寬視野，更好地利用國內外兩種資源、兩個市場”。

　　電力方面的國際合作也很成功。1994年5月29日，李鵬同志在會見世界銀行和以聯合融資方式向我國揚州電廠貸款的17家銀行代表時指出：“在過去14年中，中國與世界銀行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中國不僅從世界銀行獲得了貸款，也學到了管理經驗。中國希望與世界銀行和其他外國金融機構繼續加強在電力和其他基礎產業建設方面的合作。”1996年8月22日，李鵬同志在會見德國西門子公司和美國福斯特惠勒能源公司代表時的講話中指出：“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中國對電力的需求很大，中外在電力方面開展合作前景十分廣闊。”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國際合作的領域也不斷地拓展，航天工業就是一個典型例子。1996年10月，李鵬同志在會見參加第四十七屆國際宇航聯大會暨第四屆空間機構論壇的各國航天局負責人時講話指出：“航天事業是造福人類的事業，許多方面單靠一個國家是難以辦到的，因此開展國際合作十分必要。中國政府和航天工業界愿意同世界各國開展廣泛的交流與合作。”

　　八、安全生產是產業發展的頭等大事

　　安全生產關乎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是企業日常生產經營的頭等大事。在交通、煤炭、核電等行業，李鵬同志都闡發了“安全第一”的重要思想。

　　對于交通運輸安全工作，李鵬同志強調“要標本兼治”。1988年1月，他在聽取鐵道、交通、民航三個部門工作會議匯報時指出：“交通運輸的安全是關系到旅客生命財產安全的大事，所有的交通運輸部門都必須貫徹‘安全第一’的方針”，“各級政府、各級交通運輸主管部門和運輸企業必須高度重視”。

　　要做到“安全第一”，李鵬同志認為：“首先，要在運輸全行業中樹立‘安全第一’的思想，對廣大職工進行反復的、長期的安全教育。要把‘安全第一’作為我們的一種職業道德，作為精神文明的一個組成部分來抓。其次，要嚴格貫徹各項規章制度，教育職工遵守紀律，許多事故都是由于違反規章制度造成的。另外，還要加強對運輸設備的維修，使各種運輸設備都能在良好的狀態下運行。”

　　李鵬同志十分重視煤礦安全生產。他提出，實現安全生產“一要靠素質，提高煤礦工人、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的素質，使他們受到比較嚴格的訓練，懂得應該怎么樣搞好安全。二要靠嚴格的管理制度。我們絕大多數的事故是由于直接違反操作規程造成的。三要靠先進的手段。我把它擺在第三位，并不是說這個問題不重要，而是說我們現在的經濟條件還有限。搞這些安全措施花錢是很多的。將來我們經濟好了，錢多了，就要不斷地增加這些安全生產的手段。”

　　我國核電事業從起步到發展，處處浸透著李鵬同志為之付出的努力。早在1986年5月，廣東大亞灣核電站開建之初，他就明確指出：“核電工程建設要自始至終貫徹‘安全第一，質量第一’的方針。應當采取極端認真的態度和更有力的措施，來確保核電站的安全。”并提出了具體確保核電站安全的五項措施：設立核安全局，監督核電站的設計和施工;選用技術成熟、運行多年的安全標準;在核電站施工中要建立完整、科學的質量管理體系;建立一支訓練有素的運行隊伍;學習世界上一切核電站建設和運行的先進經驗。

　　九、產業發展關鍵在人才

　　產業能否又好又快地發展，除了相關的方針政策以外，人才也是關鍵因素。李鵬同志提出：人才問題，是一個決定性的問題。某些企業能不能取得好的經濟效果，主要是取決于人才。

　　在談到電力等先行產業的發展時，李鵬同志都強調了人才的重要作用。1984年12月，他指出：“無論是搞好水利事業，還是搞好電力事業，關鍵在于人才。應該說我們電力戰線是個技術密集型的行業，電業職工隊伍知識結構比較好，人才比較多，水利戰線也是這樣。現在關鍵是如何發現人才，使用人才。” 2005年，李鵬同志在《電力要先行·李鵬電力日記》一書所作的前言中寫道：“電力工業的發展關鍵在于人才，要重視各類電力科技人才、技能人才、管理人才和建設人才的培養，使他們成為新一代有理想、有技能、有敬業和奉獻精神的電力工作者，使我們電力事業開拓進取、后繼有人。”

　　傳統行業的提升與改造離不開人才的支撐，新興行業更是如此。1985年1月14日，他指出：“電子產業能否振興，關鍵在于人才”，“人才的來源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從現有的大專院校、中等技術學校和職業高中中培養選拔，另一方面是發揮現有人才的作用，注重在職人員的培訓”。

　　面對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快速發展的第三產業，李鵬同志前瞻性地指出：“一定要把培養第三產業的人才放到重要地位，現在第三產業發展中突出的問題之一是人才不足，特別是金融、信息、法律、會計、審計和咨詢等新興行業，人才更是缺乏。必須有計劃地加快這些方面人才培訓的步伐，努力提高人才的素質。”

　　《李鵬論產業經濟》一書，反映了不同時期李鵬同志對我國產業經濟發展的許多重要思考，也反映了黨和政府對于產業經濟發展的重大決策及其實施過程，再現了從國情出發探索產業發展之路的偉大征程。我們相信，該書的出版，對于廣大干部群眾充分認識我國產業經濟的歷史演進和巨大成就，提高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信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都將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