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海超以開胸驗肺這種極端方式為自己維權。

　　這4年，張海超一直在維權——幫助與他一樣患上塵肺病的農民工兄弟維權。

　　但重獲人生的張海超依舊迷茫。8月9日，在與齊魯晚報記者的對話中，張海超說，他相信法律，但不相信執法;他不贊成塵肺病患者用極端手段維權，但又找不到更有效的路子救他們、救自己。

　　本報深度記者

　　朱洪蕾 張洪波

　　”我把工友開胸驗肺的路堵死了”

　　齊魯晚報：8月1日出院后，感覺自己身體怎么樣?

　　張海超：呼吸比以前好太多了，現在回家爬4樓也沒問題。

　　齊魯晚報：還住在無錫?

　　張海超：對，術后每周都要復查，來回跑不方便，在這邊租房住。

　　齊魯晚報：感覺你還是不時咳嗽。

　　張海超：手術后每個人都有不同反應吧，有些干咳，沒痰。

　　齊魯晚報：等身體好轉了，能恢復勞動能力嗎?

　　張海超：基本上得4至6個月，或者8個月，不可能恢復到常人水平，但有工作能力，以后還是不能再從事重體力勞動。

　　齊魯晚報：那是不是也要重新考慮一下未來了?

　　張海超：肺移植以后很難預料。現在我不愿意想那些事，想太多了對自己有很大壓力。包括以后的醫藥費，我剩下那些錢，也就夠維持兩三年的了。先活下來再說。

　　齊魯晚報：女兒也應該上小學了吧?

　　張海超：是啊，我現在還沒有見到她。我常常想起她在我查出塵肺病時的樣子，她問我：“爸爸，你要是不到40歲就走了，那時候我多大?”

　　齊魯晚報：手術后還要花很多錢買藥?

　　張海超：手術花了37.5萬，肺移植后前3個月，每月醫藥費就得25000元左右。有病友調侃說吃兩粒藥得五百多，像在大飯店吃了一桌菜似的。我覺得跟吃了兩個小金豆一樣，都不敢多吃飯，生怕吃多了把小金豆吐出來。

　　齊魯晚報：不久前，公眾才知道2009年你其實獲得了120萬元賠償，而不是之前說的61.5萬。

　　張海超：那120萬其實是封口費。當時診斷出塵肺病的有幾十個人，企業說不可能每人都給120萬，他們讓我不要把這件事說出去，對外我只能說賠償了61.5萬，這樣可以降低企業以后對其他工友的賠償額度，當時我迫不得已答應了。現在頂著壓力公布真實賠償，就是想借此為更多塵肺病患者爭取這一線活下去的希望。

　　齊魯晚報：當時別人也這樣?

　　張海超：據我了解，當時其他工友對外說的賠償款也少，這都是為了配合單位對后來者減低賠償標準而不得已撒的謊。

　　齊魯晚報：這120萬在4年后救了你的命。

　　張海超：當年我鬧得最兇，所以我得到的賠償最高，有的工友才拿到十多萬。

　　齊魯晚報：在塵肺病人維權中，是不是誰鬧得越兇，就能拿到越多賠償?

　　張海超：因為我是“開胸驗肺第一人”，不幸中的萬幸，但是我把工友開胸驗肺的路給堵死了。

　　鑒定難度不是降低了，是更難了

　　齊魯晚報：所以有人想效仿你，用極端的方式引起社會注意?

　　張海超：是，經常有患者在聯系我時，提到自己也想開胸驗肺，因為依靠鑒定來維權的路太難走了。如果在維權的道路上屢屢受挫，就會有人走向極端。

　　齊魯晚報：不是有人說，張海超開胸驗肺之后，塵肺病鑒定的難度降低了嗎?

　　張海超：很多人都這么說過，是張海超讓難度降低了，其實不然，是鑒定更難了。比如說我原來去綜合性醫院鑒定，除了職業病防治所說不是，其他醫院都說是塵肺病。現在呢，綜合性醫院為了給自己減少麻煩，他們也不說你是塵肺病，只告訴你不是肺結核、不是肺癌，你還得去職防所鑒定是不是塵肺病。

　　齊魯晚報：也就是說醫院再多，但“說了管用”的還是只有職防所。

　　張海超：對，有的工人去醫院時會錄音，證明我是塵肺病，但現在綜合醫院的醫生都很精明，他們不想給自己帶來麻煩，干脆什么都不提。所以塵肺病人的鑒定門檻實際上是提高了，職防所說你是，你就是;職防所說你不是，你就不是，沒法說理去。而且鑒定都被當地壟斷了，一個大企業，很容易跟當地鑒定部門打交道，很容易產生問題。但跑到外地鑒定，法律上又不支持。

　　齊魯晚報：所以一些患者就會覺得依靠鑒定根本無望?

　　張海超：是，有很多患者給我發過信息，對當地專家完全不信任，但他們偏偏又不能去別處鑒定，所以很多人最后就絕望了。

　　齊魯晚報：那這個問題應該怎么解決?

　　張海超：需要增大現行法律的執法力度。比如說患者去申請職業病診斷，單位拒不提供相關材料，不提供材料的話，診斷機構就不受理。職業病防治法有規定，單位不提供，要求鑒定的人可以去安監部門投訴，一個月以內，安監部門必須給出答復，由安監部門督促用人單位交出材料，如果用人單位還拒不配合，安監部門可以出具用人單位拒不出具材料的函，給職業病診斷機構，讓鑒定部門依據材料做出診斷，然后安監部門對企業做出處罰，要求整改。但很多安監部門去企業時，企業都不搭理他們。所以我覺得，有關部門不光是要完善立法，更重要的是執法。

　　“不要讓塵肺病人

　　走極端才能引起關注”

　　齊魯晚報：這4年幫人維權，有沒有印象深刻的案例?

　　張海超：這種案子挺多的。印象最深的就是2011年12月我第一個代理的浙江省永康市黃福華的案子，他是貴州一個農民工，一些經歷跟我很相似，農民工鑒定塵肺病過程中所能遇到的挫折，他幾乎都遇到了。

　　齊魯晚報：他都遇到了什么難題?

　　張海超：他在單位體檢了，但單位和當地衛生院拒不告知體檢結果，還有就是企業在黃福華去做診斷的時候，拒不提供材料。我去找黃福華，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起訴給他們體檢的醫院，因為醫院隱瞞體檢結果。后來的判決也是挺可笑，不倫不類的。二審判決說，這個醫院有告知義務，但是醫院把體檢結果給弄丟了，無法告知。法院就說，不能判你們勝訴，因為我們讓企業告知你們體檢結果，但他們弄丟了，沒法執行，因此法院只能駁回訴求。

　　齊魯晚報：后來呢?

　　張海超：后來他遇到的問題就是絕大部分塵肺病患者都會遇到的了。診斷結果是二期塵肺特征，但無可靠性粉塵接觸史，因為企業拒不提供材料，我就帶他去相關部門講道理，最后衛生監督所的人答應去他原單位檢查，結果他們早就打掃好了，去就合格了。我說黃福華在這兒工作了好幾年，都合格的話，他怎么會得這個病?后來黃被鑒定為二級塵肺病，鑒定之后，企業不服，又去申請鑒定，去省里面鑒定，我就去跟省里說，你們要是把結論推翻，我同樣可以告你們。

　　從2011年12月一直打到2012年5月份，最終鑒定結果是二期塵肺病，但后來工傷認定企業在程序上能拖就拖，又開始行政復議，后來法院判了，可在賠償時，又發現企業雖然買了工傷保險，但是沒有足額買，給黃福華是按最低工資買的。當地社保局的說法是，只要企業給買了，是否買夠了，我就不再監管了……

　　齊魯晚報：真是每一步都一波三折。

　　張海超：我2011年年底去過1次，2012年去了6次，一共去了7次，律師又去了兩次，這個事還沒結束，估計還要再去。剛認識黃福華時，他住在5樓，噌噌噌就上去了，現在走路都費勁了，再拖人都拖死了。

　　齊魯晚報：每個懷疑自己患上塵肺病的農民工想診斷和維權都這么難嗎?

　　張海超：維權普遍是這種情況，官司沒有終結以前，拿不到任何賠償，一拖幾年，有好多應該拿到錢的人也已經病危了。拿到賠償的人也不好活，拿到幾十萬，醫藥費、生活費，到最后錢花完了，人也死了，人財兩空、家破人亡。你說我算高額賠償吧，但現在錢也花得差不多了，再過幾年，同樣也是錢沒了，人也沒了。不管錢多錢少，最后都難逃人財兩空的局面。

　　齊魯晚報：那你為什么還要堅持幫人維權?

　　張海超：我深知維權艱難，后來因為身體原因，我喪失了勞動能力，別的也做不了，自己知道維權的艱辛和疾病折磨的痛苦，還有帶給家庭的壓力，特別同情這個群體。再加上自己在塵肺病群體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就想選擇一些具有代表意義的案子，一方面能幫助他們一個人或者是一個群體，另一方面，也通過媒體的呼吁報道，推動中國的法制進程。

　　齊魯晚報：感覺這4年來塵肺病人維權方面有進步嗎?

　　張海超：工人尚未覺醒，公眾卻已麻木。

　　齊魯晚報：怎么說?

　　張海超：因為這樣的事情太多了，大家已經麻木了。開始覺得這些人真可憐，后來一看全國這么多呢，幫不過來了。我現在幫著患者維權，哪怕這個案子再有影響力、有代表性，如果這種事情特別多的話，媒體的作用也是有一定的局限。所以，現在靠媒體的關注解決這件事情不是根本、長久之計，還得通過政府和各方的努力。不要讓塵肺病患者非要走上極端才能引起公眾關注，我還是想讓所有的塵肺病患者都有一個正常的、快捷的法律解決途徑。

　　齊魯晚報：也就是說，你還相信法律?

　　張海超：我對有關部門充滿了不信任，但是現在我還是鼓勵這些人走正常的法律途徑，法律是值得信任的，但對某些執法人我是不信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