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員財產公示是大勢所趨

　　張旭東

　　[ 實行大部制后，還需要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梳理政府權力。要建立真正的服務型政府，單純部門的合并或撤銷解決不了問題。要確定政府和社會、政府和市場的各自邊界，轉變政府職能，進一步退出一些政府不應干預的領域 ]

　　黨的“十八大”之后，啟動新一輪改革的呼聲再次高漲，政府機構改革被認為是新一屆政府推動改革的切入點。

　　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主任王長江日前接受了《第一財經日報》專訪，他認為財產公示制度的推進非常迫切，不能一拖再拖。

　　對于大部制改革，王長江認為，大部制改革是對現有權力的重新組合調整，后續還需進一步明確政府職能，梳理政府、社會和市場間的權力邊界，深入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切實提高政府權威。

　　他還建議，應該設立中央改革委員會，作為咨詢機構直接為中央服務，提出未來的改革方向，真的做到頂層設計。

　　確定政府、社會、市場各自邊界

　　記者：十八屆二中全會討論了政府機構改革的方案，你怎么評價大部制改革?

　　王長江：我認為大部制改革是必要的，但僅是改革中的一步。首先，大部制改革可以提高政府效率，目前部門林立、職責交叉、無人負責、推諉扯皮已經到了讓老百姓深惡痛絕的地步，使政府和黨的信任度降低，非改不可。

　　但實行大部制后，還需要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梳理政府權力。要建立真正的服務型政府，單純部門的合并或撤銷解決不了問題。要確定政府和社會、政府和市場的各自邊界，轉變政府職能，進一步退出一些政府不應干預的領域。

　　第三步是政治體制改革，對包括政府、執政黨等多元主體在內的整個系統進行調整，從根本上解決政府的低效和權威來源問題。老百姓需要渠道去表達，并對權力形成實質性制約。

　　記者：大部制改革也進行了很多次，你認為如何能防止大部制改革后的反復?

　　王長江：大部制改革是改革的一個切入點，但是必須沿著政治體制改革這個方向來梳理。比如說大部制改完了之后，就要開始思考轉變功能的問題，對政府和市場、社會之間的關系進行梳理。這些問題不理清，對市場和社會還是包辦的，那就很可能現在改了，將來某一天又改回去了。

　　設立中央改革委員會

　　記者：你對改革的前景有什么看法?

　　王長江：我們現在改革思路有問題，存在誤區。我們把改革作為一項常規性的工作，但改革不是常規工作，改革恰恰是要改變常規，因為它要打破既有權力格局。

　　改變既有權力配置才叫改革，因為它不合理才要改革。但現實是，我們往往一說改革，就讓下面各部門去落實，提出改革方案。事實上，沒有哪一個部門愿意在改革中削弱自己的權力，而只會把心思放在擴張自己的權力上。在這里我不是說部門有多壞，沒有這個價值判斷。部門就是部門，他們就是要完成自己職責內的事情。但是，如果把改革也像日常工作一樣由部門來主導、落實，改革就必然出現變形。這就是改革思路出了問題。當前特別需要有一個更加超脫部門之上的、統籌改革思路的機構。

　　記者：對于這個機構或組織，你有什么建議?會不會走上體改委、發改委的老路?

　　王長江：我希望中央能成立中央改革委員會來統籌改革。要規范這個委員會的職能：第一，它不是體改委，體改委一開始負責經濟體制改革，后來才把政治體制改革也納入其中一并考慮。第二，它不是發改委，政治體制改革要統籌的對象是包括政府、執政黨在內的整個系統，而發改委只是政府的一個部門。

　　我設想改革委員會由執政黨來牽頭，由三部分人員組成。一部分是學者，超脫于具體權力和利益之外，從國家、民族的高度思考問題。第二部分是主持過全面領導工作的老同志，有實踐經驗，能比較系統地考慮方方面面的事情，防止委員會成為各個政府部門代表的大拼盤，成為部門利益交易的場地。第三部分是黨外人士，不是現行權力的掌握者，更加超脫。

　　這個委員會沒有權力，只是一個咨詢機構。它負責提出多套方案，供最高層領導選擇。決策權在最高領導層。多套方案的模式，可以有效杜絕地方政府或者部門往委員會“塞私貨”的可能。

　　這個委員會也不是要設計一個詳盡的、對任何地方任何部門都適用的方案，而是明確目標，確定原則，劃定邊界，為地方政府和黨組織的探索提供平臺，降低他們的改革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