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兩會“一線工人農民代表談履職”記者會上，“最美洗腳妹”劉麗代表反映，因長久分居，城市農民工中已大量出現“打工潮下組建臨時夫妻”情況。

　　這問題，出乎不少人意料，但卻是嚴峻的現實。為了活計，農民工舍家離土，去城里務工。長期分居，加上生活艱辛，讓他們飽受孤寂和壓抑之苦。去年，衛生部的官方數據顯示，我國有80%的外來農民工處于性饑渴狀態。長期缺少基本的溫暖和慰藉，讓獨在異鄉為異客的農民工家庭觀念逐步變得模糊，當家庭責任和道德倫理被本能需要所超越，“臨時夫妻”現象就“水到渠成”了。

　　農民工在城里組建“臨時夫妻”，讓人臉紅，也不合法。但考慮到造成這一現象的社會土壤——一些地方低質量的城鎮化和大量農民工在城里的生活、情感狀態，對他們揮舞起道德的大棒顯然無濟于事。我們更應該理性思考的是，怎樣矯正這種扭曲的“灰色婚姻”。

　　最理想的狀態，當然是農民工能舉家在城里扎根立業。但在當前，對于大多數農民工而言，做到這點很難：房價高、生活成本昂貴;受戶籍身份限制帶來的孩子入學、老人養老、家人看病等一系列生活難題，像一只只“攔路虎”。由于戶籍制度等城鄉二元藩籬還沒有完全拆除，人的城鎮化遠遠滯后：工作在城市，家庭在農村，根也在農村，成了大多數農民工無奈的生存狀態。

　　從這個角度來看，既然“臨時夫妻”更大程度上是低質量的城鎮化所造成的，那么解決問題就需對癥下藥，從逐步提高城鎮化質量，改善農民工的生存境遇上去求解。

　　解決農民工夫妻分居問題，相對獨立的住房必不可少。據調查，農民工在城鎮的住房，52%為用人單位提供的集體宿舍，47%為租住，自購住房的比重不足1%。高企的房價，不停上漲的房租，成為橫亙在農民工家庭團圓之前的一道坎。

　　要跨過這道坎，辦法還是有的。城市的保障房制度之門能否更多地向農民工群體敞開?已經敞開了的能否把門檻降得更低點?出租給農民工的二手房能否通過免稅等措施來降低租金?用人單位能否提供“夫妻房”?

　　解決農民工夫妻分居問題，還要為其舉家落戶城鎮創造更好的條件。輸出地政府應當下更大力氣對農民工特別是婦女進行培訓，提高他們的就業能力，讓有能力的農民工以家庭為單位轉移出去。輸入地城市應當把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對城市常住人口的全覆蓋抓緊落實到位，在接納農民工的同時，也為接納他們的家庭成員創造條件，讓農民工配偶有活干，孩子有學上，老人能頤養天年，這樣不光是“臨時夫妻”問題，留守兒童、空巢老人等城鎮化進程中出現的一系列社會問題，都能迎刃而解。

　　“臨時夫妻”現象是“夾生”的城鎮化，“梗阻”的人口流動機制，以及權利尚不能平等實現的城鄉二元體制等因素造成的。從長遠看，根本解決之道，還在于通過制度的變革和體制的完善，來改善農民工窘迫的生活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