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7日，靈丘縣政府大樓門前。靈丘去年財政收入在大同市的貧困縣中居首
 

　　貧與富的歷史伏筆

　　當年別的縣沒要小康“榮譽稱號”，但大同縣要了。由此，不同的政策“命運”開始

　　提起戴了16年的“小康縣”帽子，大同縣很多人覺得是當時的領導為了政績“瞎胡鬧”。

　　退休干部梁斌龍回憶，大同縣約在1996年成為小康縣。大約1995年的時候，時任縣委書記申報的，批下來的時候已是新的縣委書記繼任。

　　大同的“小康”，背景是1990年代全國刮起的小康風，小康縣是典型，成為小康是一種榮譽和面子。

　　王漢斌回憶，當時大同縣的日子確實比鄰縣好過一些。大同縣是純農業(yè)縣，人均耕地較多，從農業(yè)收入看，要高于鄰縣。大同縣另外的收入來源是煤炭。因靠大同市東側，大同縣成為煤炭輸出交易重地，境內有兩個煤檢站。大同縣人搞運輸和倒賣煤炭，收入頗豐。

　　按《山西統(tǒng)計年鑒》，1996年，大同縣國內生產總值4.6億元，處于當時東部縣的中游。大同縣人口少，人均國內生產總值2861元，在大同市轄的7個縣中排名第二，僅次于煤炭大縣左云。

　　梁斌龍回憶，按統(tǒng)計數字，在一些主要指標上，當時大同縣確實達到了小康標準。例如當時小康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標準規(guī)定的是2500元。不過他也認為，當時小康縣的16個標準中，有一些大同縣是不符合的，但當時的統(tǒng)計數據都迎合了小康。

　　1996年，大同縣地方財政收入3738萬元，支出6590萬元。收不抵支。

　　梁斌龍回憶，當時各地小康縣也有名額指標，陽高縣也是小康縣的候選。雖然按統(tǒng)計數字，陽高縣當時人均國內生產總值2190元，處于小康標準之下。梁斌龍說，當時陽高縣繼任的書記堅決沒有要小康縣的稱號，而大同縣要了。

　　指標拔高經濟落后?

　　數據上，大同縣經濟指標節(jié)節(jié)拔高，當地干部稱，這是領導們硬著頭皮加上去的

　　大同縣成為小康縣時，梁斌龍正在一個鄉(xiāng)鎮(zhèn)當干部。

　　“1996年之前，省里每年要補貼每個鄉(xiāng)鎮(zhèn)65000元，成為小康縣之后，補貼取消，每年還要上繳65000元。”他說，“小康”之后，大同縣開始了苦日子。

　　最難的是工資，鄉(xiāng)鎮(zhèn)的工資要自己籌集。縣里行政人員的工資往往一拖半年，每年都要開會討論工資問題。

　　梁斌龍說，當時，小康縣下面要設小康鄉(xiāng)鎮(zhèn)，鄉(xiāng)鎮(zhèn)下面設小康村。發(fā)給鄉(xiāng)鎮(zhèn)的小康牌子，被干部藏起來，怕掛出來老百姓罵街。

　　大同縣的七成財政收入靠煤炭流通，到2000年左右，隨著煤炭資源整合，相應企業(yè)關停，地方性稅收大量減少，等于砍掉了大同縣一只臂膀。

　　梁斌龍說大同縣成了真正的貧困縣，不過統(tǒng)計數字還是顯示連年上漲。1996年財政收入3738萬、2000年財政收入4974萬……2012年，3.3億。

　　農民人均純收入的數字也年年遞增，到2011年達4600元，遠遠高于國家扶貧政策規(guī)定的低于2300元的標準。

　　“如果靠種地就能小康，雁北地區(qū)的人就不走西口了。”巨樂鄉(xiāng)東閣老山村黨支部書記贠天貴說，他家在村里算中等以上家庭了，像2012年這樣的好年景，人均收入也就2000出頭，平常的年份則遠不如。

　　東閣老山村在大同縣的北部山區(qū)，75%的農業(yè)人口收入在2300元標準之下。

　　一名當地官員認為，當年大同縣為了入選小康，“提高”了各項經濟指標，此后的歷任領導不想看到自己任期內指標下降，硬著頭皮一年年加上去。

　　根據中國經濟周刊報道，無力完成GDP指標任務的大同縣只能把市里設在其境內的工業(yè)園區(qū)固定資產投資等計入其中，事實上那些與大同縣沒有一點關系。

　　“我們是貧農戴著地主的帽子，而人家是地主戴著貧農的帽子。”梁斌龍說。

　　近10年來，受益于鐵、錳、金等礦產開發(fā)，靈丘迅速成為發(fā)展強縣，2012年，靈丘縣的財政收入5.5億元，在大同市的5個貧困縣中經濟實力居首，遠超大同縣的3.3億。

　　一名靈丘縣政府工作人員透露，之前，靈丘有過要被摘掉貧困帽子的傳言，曾令該縣領導干部焦慮萬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