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真貴族——譚嗣同
再過數(shù)百年，人們也很難想象，漢族居然出過這樣的人類嬌子。
那是一個最壞的時代：1840年、1856年兩次鴉片戰(zhàn)爭完敗于洋夷，1894年竟然被小日本打得屁滾尿流，“安知蕞爾微三島，竟敢橫行大九州”！內憂外患，國仇家恨，求變之切為5000年所未有；那拉氏乾綱獨斷，發(fā)動政變，仁人志士亡命天涯或喋血街頭；天地同悲，萬馬齊喑；禮儀之邦，原是人間地獄！
那是一個最好的時代：危難時刻，一大批青年才俊挺身銳出，愛國不必忠君，為國家爭國格、為同胞爭人格，從三綱五常的古代奮起直追民主共和的現(xiàn)代文明，行開天辟地之壯舉。
華夏文明能夠延續(xù)數(shù)千年，自有其卓越之處。如魯迅先生所言：“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這就是中國的脊梁。”
遍查歷史，象譚嗣同（1865~1898）這樣有才有膽有識有格、義薄云天的“太子黨”（湖北巡撫譚繼洵之子），為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出生入死、肝腦涂地，可謂絕無僅有。
“嗣同少倜儻有大志，文為奇肆。其學以日新為主，視倫常舊說若無足措意者。”1873年，才氣縱橫、不可一世的譚嗣同年僅18歲，即有“拔劍欲高歌，有幾根俠骨，禁得揉搓”的詩詞，剛烈、血氣可見一斑。
洋務派在甲午戰(zhàn)爭中一敗涂地，令譚嗣同痛感“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和器物的革新不足以振興華夏，遂聯(lián)合維新派人士發(fā)起創(chuàng)辦瀏陽算學社、長沙時務學堂、南學會、《湘學報》、《湘報》，開全國維新風氣之先。
1897年1月，譚嗣同完成了沖決利祿、君主、倫常等一切網(wǎng)羅之學的《仁學》，鼓吹自由平等和人格獨立：“生民之初，本無所謂君臣，則皆民也”，“廢君統(tǒng)，倡民主，變不平等為平等”；他對君主專制造成的“慘禍烈毒”和三綱五常對人性的摧殘深惡痛絕，君為臣綱“尤為黑暗否塞，無復人理”，因此，對暴君不僅不應愚忠，還要“人人得而戮之，無所謂叛逆”。
外戰(zhàn)外行、內戰(zhàn)內行的清政府，大興文字獄、橫征暴斂、屠殺人民，對準噶爾人施行種族滅絕尤其令人發(fā)指：1757年，在乾隆“必應全行剿滅，不得更留余孽”、“此等賊人，斷不宜稍示姑息”的再三嚴令之下，定邊右副將軍兆惠率大軍對準噶爾與輝特兩部的人展開大屠殺，“盡喚男丁而出，屠戮有聲”，“數(shù)千里內，遂無一人”。
準噶爾人從此成為歷史，空留一個地理名詞“準噶爾盆地”。
譚嗣同痛斥清政府慘絕人寰之暴行，有如怒馬驚濤：“幸而中國之兵不強也，向使海軍如英、法，陸軍如俄、德，恃以逞其殘賊，豈直君主之禍愈不可思議，而彼白人焉，紅人焉，黑人焉，棕色人焉，將為準噶爾，欲尚存噍類焉得乎？故東西各國之壓制中國，天實使之。”
暴政越強大，對內對外的危害性也就越大；幸虧“中國之兵”實力不強，否則，人類都將受“君主之禍”，與準噶爾人的下場一樣；各國壓制中國，乃老天有眼----此番石破天驚的“賣國”言論，于今讀之，猶覺痛快淋漓，一百多年前的沖擊力可想而知。
“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xiāng)愿也；惟大盜利用鄉(xiāng)愿，惟鄉(xiāng)愿媚大盜。”譚嗣同《仁學》對中國政治、學術之積弊洞若觀火，堪為蓋棺之論，千百年來，一人而已。
1898年6月11日，28歲的光緒皇帝詔告天下，宣布變法；8月21日，譚嗣同應召抵京，“擢四品卿銜軍機章京”，參議新政；9月21日那拉氏發(fā)動政變，囚禁光緒皇帝，大肆抓捕維新領袖，歷時103天的戊戌變法宣告失敗。
“嗣同聞變，竟日不出門，以待捕者”，并力勸梁啟超出亡日本：“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有招后起。”（黃鴻壽《清史紀事本末》）日本使館愿提供“保護”，被譚嗣同慨然回絕：“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
9月28日，“有心殺賊，無力回天”的譚嗣同，與林旭等其他5位維新志士于北京宣武門外菜市口英勇就義。
譚嗣同非為一人之江山，而是為天下蒼生求自由、謀幸福，“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雖千萬人，我往矣”；“我自橫刀向天笑”：譚嗣同氣吞萬里如虎的豪邁，實為華夏第一人杰，這顆劃過暗黑夜空的流星，留下一道異常耀眼的軌跡，引導、激勵著一個又一個不自由、毋寧死的熱血兒郎。
悲痛是最可靠最強大的力量。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的鮮血，表明清政府缺乏真正改良的意愿和能力，一些改良派人士開始傾向革命。
唐才常與譚嗣同義氣相投二十載，為刎頸之交；噩耗傳來，無以為報的唐才常失聲痛哭：“剩好頭顱酬死友！”發(fā)憤“樹大節(jié)，倡大難，行大改革”；被譚嗣同譽為“造世之雄”的林圭，立誓“中國流血自譚君始，我承其后”，參加唐才常組織的自立軍起義，任中軍統(tǒng)領。1900年9月27日，起義失敗，29日，唐才常、林圭等20余人在武昌紫陽湖畔被清軍殺害，林圭年僅25歲；譚嗣同的學生蔡艮寅在起義失敗后亡命日本，入成城士官學校習陸軍，改名蔡鍔（寓砥礪鋒鍔之意），立志“流血救國”。
1903年，章太炎發(fā)表著名檄文《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將康有為夢想的明君斥為“載湉小丑，未辨菽麥”；1906年，保皇派重鎮(zhèn)梁啟超承認清政府是“制造革命黨之一大工廠”（《現(xiàn)政府與革命黨》）。在革命黨人前赴后繼地流血犧牲、不斷打擊之下，專制王朝搖搖欲墜。1911年，譚嗣同殉國13年之后，辛亥革命爆發(fā)，終于完成了對滿清268年黑暗統(tǒng)治的最后一擊。在中國施行了2000多年的帝制壽終正寢。
1904年6月，譚嗣同棺木輾轉運回湖南原籍，歸葬于瀏陽市城南約8公里處嗣同村石山下，墓地面積約160平方米，墓前華表寫有一副對聯(lián)：
亙古不磨，片石蒼茫立天地；一巒挺秀，群山奔赴若波濤。
作為華夏最優(yōu)秀的代表，譚嗣同的責任、勇氣和犧牲精神，以及他對強國和傳統(tǒng)文化的理解與批判，于今天的人們亦不無啟迪和教益。（原載雜文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