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想敬敬孝，讓父母過上好日子;現在我更怕父母百年之后自己沒法送他們上山。”說起年邁的父母，審查中的姚軍紅忍不住痛哭。

　　百善孝為先。2017年，時任杭州市余杭區五常街道人大工委副主任的姚軍紅花800余萬元在中泰街道全款買了一套排屋，為的就是能和父母居住在一起，方便照顧。

　　然而，不廉則不孝。2018年3月，杭州市余杭區紀委監委對姚軍紅展開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2018年7月，姚軍紅因嚴重違反黨紀和政務法規，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并移送檢察機關審查起訴。他，已無法及時行孝。

　　“拼命三郎” 卻愛奢華生活

　　1984年，姚軍紅參加公選進入當時的吳山鎮政府工作，多崗位歷練后，2003年任倉前鎮經發辦主任，與各種企業老板打交道;2007年，主抓征地拆遷工作，后任余杭組團(杭州未來科技)管委會征遷處處長，負責協調余杭組團5個鎮街的征地拆遷工作。

　　“使用政策方法靈活”、“認真拼命，啃得下硬骨頭”.....姚軍紅的干事能力在當地干部和群眾中頗有口碑。

　　2008年某企業入駐余杭，當年8月啟動征遷項目，但是整整半年，項目組只拆了14戶。在這樣的情況下，姚軍紅臨危受命，帶了12位工作人員，一門心思撲在征地拆遷上，期間連續14天沒有回家，累了就在指揮部桌上靠會兒，醒了繼續去老百姓家、去企業做動遷工作。僅僅花了16天，170戶拆遷戶都順利簽下同意書。

　　工作上，“5+2”、“白+黑”，堪稱“拼命三郎”。按照常理推斷，姚軍紅的生活狀態也會相對樸素。但姚軍紅卻有著與常人不同的想法：“工作這么辛苦，生活上不能虧待了自己，更不能虧待了家人”。

　　姚軍紅對生活品質的要求很高，出行穿戴也頗為講究。家里擁有多輛豪車，奔馳、奧迪、沃爾沃都有。此外，他還置有多處房產，除早年間買房理財擁有的3套商品房外，還有拆遷分獲的3套安置房。為了方便與父母一起居住，2017年，姚軍紅還向有利益往來的企業老板借款300萬元，全款購買了一套價值800余萬元的排屋。甚至在辦案人員找到姚軍紅談話時，他手上還戴著一塊價值約八萬多元的手表。

　　姚軍紅頗愛打牌，經常和附近企業老板一起組局打麻將，每周至少一次，且賭資較大，平均一晚下來輸贏都在一兩萬元上下。長期與企業主、公司老板打交道，使得姚軍紅的世界觀也變得現實和功利，對金錢愈發貪婪，對奢靡生活也愈加難以自拔，減弱了抵御腐敗侵蝕的能力。

　　嚴以律人 卻寬以律己

　　姚軍紅家里有兄弟三人，身為大哥的他一向注重對兄弟的教導。一次，姚軍紅的二弟因醉酒與他人發生沖突，揚言自己的哥哥在鎮政府當大官，自己受欺負，對方也別想好過。這件事傳到姚軍紅耳朵里，為了給二弟一個教訓，不要打著自己的名號為非作歹，在可以私了的情況下還是將其弟送進派出所關了幾天，以正其行。

　　然而，對家人嚴苛的姚軍紅，對自己的行為卻總是“網開一面”。

　　2004年，姚軍紅和企業老板一邊麻將一邊閑聊時，無意間透露了一塊地皮的出讓信息。說者無意，聽者有心，牌桌上其中一名企業老板正好想拿地。牌局結束后，該企業老板在停車場塞給姚軍紅兩條煙和一萬元現金。

　　第一次受賄，姚軍紅內心很惶恐。打了好幾個電話，錢沒能還回去，一萬元現金在家里放了好幾個月，也不敢花出去。“還是貪心作怪，僥幸心理太重，如果當時我還掉了，就不會有后面這種事情。”姚軍紅在留置期間后悔地說。

　　貪如火，不遏則燎原。隨著手中權力大起來，求姚軍紅幫忙的人也多了起來，經常會直接面對金錢的誘惑。2萬、5萬、8萬……不斷有人送到姚軍紅的家里，拜托他在征遷項目中幫幫忙。突破了心理防線的姚軍紅，逐漸連最初的一絲惶恐也被拋到九霄云外。

　　在面對各種誘惑中，姚軍紅一步步喪失了一名黨員領導干部應該遵守的基本原則和思想底線。2004年至2018年，姚軍紅利用工業用地報批、征地拆遷職務便利，共計受賄167萬元。

　　干部身份 卻是商人情結

　　在姚軍紅的心里，一直有個情結，就是下海經商。早在90年代，他就曾自己辦企業，做過一筆數百萬元的生意。90年代末，在商品房剛剛出現之際，他就開始了炒房生涯。姚軍紅的生意頭腦在商人圈里頗有名氣，許多商人都鼓勵他下海經商。

　　姚軍紅對此雖然頗為心動，但卻依然堅守在公務員崗位上。原因在于母親希望家里能出個干部，不同意他下海。雖不情愿，但孝子本心使姚軍紅接受了母親的安排。

　　明著干不了，只能偷偷摸摸地干了。

　　2008年，倉前街道某企業老板在其廠房征遷中得到了姚軍紅的關照，使得明明只有150萬的廠房建筑，最終獲得了300萬元的征遷補償。該老板向姚軍紅送了5萬元現金表示感謝，姚軍紅擔心會傳到領導耳朵里，堅決不收。

　　對姚軍紅的顧慮，該企業老板心知肚明。看著沒送出去的錢，又想著與姚軍紅搞好關系，便主動“邀請”姚軍紅合作入股已策劃好穩賺不賠的廣告位項目。該計劃將姚軍紅本就一顆蠢蠢欲動的從商之心給提了起來。于是，姚軍紅出資20萬元，以兒子的名字參與該廣告業務經營。從2008年至2015年，姚軍紅共收受該項目分紅82萬元。

　　自覺有商業投資眼光的姚軍紅，還曾與他人一起合作經營過一家迪歐咖啡店、一家足浴店。之后，更以兒子的名義，出資100萬元，和另外兩名與自己有利益往來的企業老板，合伙投資了五常街道一處寫字樓，通過其職務和人脈關系，低價購入高價轉租，從中獲利。

　　2011年11月至2012年7月，姚軍紅被抽調至浙江省駐京辦負責招商工作。那段時間，姚軍紅與各路企業老板、商人打交道，恃才放曠，又自覺提拔無望，一度有過棄政從商的念想。沒想到的是，2013年，50歲的他被提拔為五常街道人大工委副主任。

　　“那時真的想過收手，想為五常老百姓做點實事、好事，來兌現對黨的承諾，對得起組織培養。”審查中，姚軍紅悔恨道，“但第一次踏出去了，欲望的閘門一開，想收都收不住手了。我對不起父母、對不起家人、對不起組織!”

　　自認為是好兒子、好丈夫、好父親，卻把權力當成了謀私的工具。從接受調查的那一刻起，姚軍紅多年建立的“人設”徹底坍塌，家庭的自信也跟著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