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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預期壽命受社會經濟條件和醫療水平限制,可以反映出國民生活質量的高低。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全球平均預期壽命為男性68.1歲,女性72.7歲,其中高收入國家和貧困國家男性差距能達16歲,而女性則高達19歲。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尹蔚民曾表示,建國初,我國人均預期壽命只有40歲左右,而到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時已達到74.8歲。
“十二五”規劃首次將人均預期壽命納入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指標體系,規劃目標為74.5歲。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15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最終實現76.34歲,已接近發達國家水平。
“人是最寶貴的財富。人均預期壽命提高1歲,既是民生福祉,更是經濟發展的潛力和活力。”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胡鞍鋼說,增“1歲”背后,是扶貧攻堅、社會保障、生物醫療產業、醫療體制改革等一系列重大課題。
在這一階段,制約人均預期壽命的因素,早已不再是吃飽穿暖等基本物質需求,而是生命質量能否再上一個臺階,應對“富起來”后國民健康存在的新問題。而這,也意味著全新的挑戰。
少兒——安全
挑戰:兒科產科醫療資源出現缺口
應對:全面提高婦幼保健服務能力
嬰兒死亡率、5歲以下兒童死亡率、孕產婦死亡率,這三項數字與人均預期壽命息息相關。根據“十三五”規劃,這三項分別要降為7.5‰、9.5‰、18/10萬。
“要讓孕婦安全地生下健康的孩子,并讓孩子健康成長。我們的婦幼、保育都面臨挑戰。” 全國人大代表、浙江省副省長鄭繼偉坦言。
確保孕婦安全,需要產科醫生;確保孩子健康成長,需要兒科醫生。“在過去的10年中,我們的兒科和產科是有萎縮現象的,主要因為這兩個專業醫務人員的待遇不高。”浙江臺州恩澤醫療中心(集團)主任陳海嘯說。
中國工程院院士鐘南山掌握的資料印證了這一情況,兒科醫生最近兩三年的流失率達到11%,不滿35歲的兒科醫生流失率達到14%。在溫州醫科大學原校長瞿佳看來,很多醫學院學生已不愿意去兒科和產科,“孩子病情來得急,醫療糾紛多,待遇也低。而產科醫生往往要面對‘兩條命’,并時常要值夜班。”
城市的兒科、婦產科醫生流失,農村地區的情況就更不理想了。廣東省大埔縣新東村黨支部副書記鄧振龍發現,其所在的梅州市共有醫療衛生機構3726個,而婦幼保健院(所、站)僅9個,并且都集中在市、縣城內,鎮、村一級沒有專門的婦幼保健場所。結果,鄉鎮衛生院缺少專職的婦幼衛生人員,無法開展助產技術服務,農村孕產婦必須到縣級醫院住院分娩。
今年2月,國家衛計委宣布,將協調教育部恢復兒科學專業本科招生,督促共建院校率先舉辦兒科學本科專業,支持其他有條件的高校加強兒科學人才培養,擴大本科招生規模。
“十三五”規劃也提出,要“向孕產婦免費提供生育全過程的基本醫療保健服務”,并全面提高婦幼保健服務能力,加強兒童疾病防治和預防傷害。
青年——健身
挑戰:愛上網,年輕人最不愛鍛煉
應對:體育公共服務基本覆蓋全民
互聯網的興起,讓很多年輕人陷入了“久坐不動”。根據原衛生部發布的《“健康中國2020”戰略研究報告》,全國83.8%的成年人從不參加業余鍛煉,其中城市為73.2%。不鍛煉者的時間主要用于上網、看電視等靜態行為,其中以年輕人為甚,18~29歲靜坐行為時間最長,每天高達5.4小時。
運動與否,對于預期壽命影響很大。與經常運動和鍛煉的健康男性相比,缺少運動和鍛煉的男子死亡的危險要高出2~3倍,死于心血管疾病的危險要高出3~5倍。
正因如此,越來越多的國人開始重視體育鍛煉,特別是下一代人的鍛煉機會。“如果體育老師請假導致一節課沒上,我就會接到家長、學生的質疑電話。”黑龍江黑河小學校長費聿玲發現,過去不上體育課被家長認為是“小事”,甚至是“幸事”,如今卻變成了要直接溝通校長的大事。
但是,我國目前體育場館面積,仍然還和發達國家有差距。根據《第六次全國體育場地普查數據公報》,我國人均體育場地面積僅為1.46平方米。倫敦奧運會賽艇亞軍、浙江體育職業技術學院的徐東香就建議,因地制宜地整合、利用城鄉違法建筑拆除的碎地,建設并管理好群眾身邊簡易的體育場地和設施,方便群眾健身。“比賽結束后,大型場館利用率一直是世界難題。社區體育場館是群眾家旁邊的體育場所,比大型場館更重要。”泰山體育產業集團董事長卞志良說。
“十三五”規劃提出,要推行公共體育設施免費或低收費開放,鼓勵實行工間健身制度。而根據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體育產業促進體育消費的若干意見》,到2025年人均體育場地面積達到2平方米,經常參加體育鍛煉的人數達到5億,體育公共服務基本覆蓋全民。
中年--健康
挑戰:吃喝抽煙,慢性病盯上中年人
應對:預防在前,實施綜合防控戰略
目前,我國每年約960萬死亡人口中,85%死于慢性病,腦卒中、癌癥、慢性呼吸系統疾病和心臟病是前四位死因。全國現有2.6億高血壓患者,9700萬糖尿病患者,1.2億肥胖人群及3300萬高膽固醇血癥患者。
慢性病病程長、流行廣、費用貴、致殘致死率高。福建省疾控中心副主任鄭奎城表示,隨著工業化、城鎮化、老齡化進程加快,我國慢性病發病人數快速上升。
1990年~2014年,我國預期壽命增長主要貢獻人群分布在生命兩端,即5歲以下兒童和60歲以上老人。當前兒童死亡率已降至較低水平,老人健康狀況也已改善,降低中間年齡人群的早死亡率至關重要。而中年人早死亡的重要原因就是慢性病。
生活條件變好,“三高”人群越來越多。不良的生活和飲食習慣,熬夜加班、暴飲暴食、吸煙酗酒,這些都是導致慢性病的原因。北京大學第一醫院心內科主任霍勇表示,心血管疾病占總死亡比例超過40%,其中高血壓、糖尿病等是導致心血管病患病人數攀升的主因。這些慢性病,正在盯上中年人甚至年輕人。
在重慶市腫瘤醫院教授周琦看來,肺癌、食道癌、乳腺癌等多種癌癥都與吸煙有關,吸煙也是慢性呼吸系統疾病、冠心病、腦卒中等發生的因素。中國工程院院士王隴德曾對200萬中風人群進行分析,發現中年人占比居然最高,“現在我們注重的只是得病后的救治,應該是預防在前,未來還是要加強防治體系的建設。”
“十三五”規劃提出,“實施慢性病綜合防控戰略,有效防控心腦血管疾病、糖尿病、惡性腫瘤、呼吸系統疾病等慢性病和精神疾病”,并“大力推進公共場所禁煙”。
“一是重‘醫’輕‘防’的思路要轉變,二是慢性疾病要得到有效治理。”在國家衛計委科學技術研究所所長馬旭眼中,這是“增一歲”必須突破的兩個難點。
老人--安養
挑戰:每六個人里有一個是老人
應對:建立多層次養老服務體系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截至2015年底,我國60歲以上人口升至2.2億,占比達16.1%,每6個人里就有一個是老人,而在發達地區比例則更高。北京市戶籍老齡人口比例在2014年就達到了22.6%,上海市同期則達到28.8%。
全國老齡辦于2014年對10個城市上萬名老年人所做的調查顯示, 89.2%的被訪者及其配偶以離(退)休金為主要收入來源,月均2532.8元。
而國家統計局北京調查總隊的統計則顯示,2013年該市城鎮老人家庭平均月收入在4700元左右,主要為退休金,農村老人6成家庭年收入在1萬元以下,主要靠養老金和子女,收入遠不能支付機構養老費用。
因此,我國的養老模式是“以居家養老為基礎,社區服務為依托,機構養老為補充”。在資源分配上遵循“9064”原則,即90%的老人居家養老,6%依托社區,進入機構的僅為4%。
“居家養老服務工作,有效地改善了一批高齡、生活困難、無人照料,且無經濟能力和不夠政府資助進養老機構條件的老人群體的基本生活條件。”天津一商集團電子商務有限公司紀委書記毛雁俊說。
根據全國老齡辦的調查,當下政府直接提供居家養老服務的現象依然普遍,市場的作用沒有充分發揮,老年人需求較高的康復護理、長期照料、托老服務等供給較少,服務人員隊伍不完善,服務內容單一、層次較低、專業化水平不高的問題依然存在。在全國政協委員湯亮看來,應鼓勵社會慈善資本進入養老行業,倡導社會志愿者加入服務隊伍,以及老年人之間互幫互助。
養老院治不了病,醫院里養不了老,二者之間的高墻需要被推倒。對此,“十三五”規劃提出,“全面放開養老服務市場,通過購買服務、股權合作等方式支持各類市場主體增加養老服務和產品供給”,并推動“醫療衛生和養老服務相結合”。
地區差異--扶貧
挑戰:東西部人均預期壽命差距大
應對:改善貧困地區醫療服務能力
根據《“健康中國2020”戰略研究報告》,我國東西部人均預期壽命差距巨大,有的地區差距能達到兩位數。報告指出,這種差異,使我國既面臨發達國家的健康問題,又面臨發展中國家的疾病和健康問題。
北京大學首鋼醫院院長顧晉曾表示,2015年,農工民主黨的“基層衛生人才匱乏”調研課題發現,中西部地區醫療中西部大部分地區鄉鎮醫療機構基礎設施落后。受執業環境、生活待遇、后續發展等因素影響,符合資質的人不愿來,來了也留不住,導致越是基層人員越短缺。
除此之外,這項調研課題還發現,在有的西部省份,由于鄉鎮級醫療單位受到財政能力限制,存在“有編制而不能招”的問題。縣級為減輕財政負擔,人員只退不進,而鄉鎮衛生院沒有用人自主權。編制與財政撥款不同步,導致具備人員編制的基層衛生人員無法享受相應的待遇。
作為培養醫務工作者的搖籃,中西部省份的醫學院建設也需要更多投入。全國人大代表陳偉以甘肅省為例,“全省獨立本科醫學院校僅3所,開設專業以護理居多,臨床、檢驗相對較少,尤其西醫類本科教育和人才培養能力更加薄弱。”她建議加大對西部地區高等醫學教育的支持力度,支持欠發達地區創辦醫學綜合院校或增設醫學教育專業。
在“十三五”規劃中,脫貧攻堅重點工程專欄所列的八項措施中,專門有一項是“健康扶貧與社保兜底扶貧”,提出“明顯改善貧困地區醫療服務能力,推進全國二級以上醫療衛生機構加強對貧困縣的對口幫扶”,還提出要“全面實施貧困地區兒童營養改善和新生兒疾病篩查項目”。
這樣的對口幫扶已經有所進展。內蒙古自治區興和縣是國家級貧困縣,3.5萬貧困人口中20%以上是因病致貧,在脫貧后又有近80%因病返貧。今年,北京市的社區醫療機構將與該縣的鄉鎮、社區醫療機構建立一對一結對幫扶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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