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2015年全球貧困人口比例將大幅下降。屆時世界會如何定義“貧窮”?人們又該如何脫貧?正在杭州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文化：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會議的多位代表對此發表了各自的看法。

　　“貧窮不再是簡單的‘缺錢’，而是一種不理想的生活方式;幸福也不再是一組組冰冷的數字，而是一個個鮮活的故事。”加拿大社會發展理事會研究與政策部副部長凱瑟琳·斯科特建議，國際社會需要超越物質上的貧困，把更多的領域和因素納入衡量貧窮的指標體系。

　　“經濟上取得一定增長，但同時交往時間減少、壽命變短、生活質量下降，那這種增長還有什么意義呢?”凱瑟琳所任職的組織曾對加拿大人的幸福指數進行測算，結果發現雖然2010年與1994年相比，加拿大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了28.9%，但幸福指數只增長了7%。

　　加拿大社會發展理事會在廣泛征求普通民眾意見后，嘗試用8個指標來衡量“貧窮”，這些指標分別是時間的使用、社區的活力、民主參與程度、教育水平、環境、健康的人口、休閑與文化、居住條件。

　　紐約城市大學教授克萊門特·蒙博將2015年后的“貧困”定義為“一種缺乏的表現”，它不只是物質資源如衣食住行的缺乏，更多的情況是非物質資源如教育資源的缺乏、健康環境的缺乏，以及由于社會承認的缺乏而產生的孤獨、被邊緣化的感覺等。

　　“就評估整體社會而言，經濟因素是遠遠不夠的。”哈佛大學教授米歇爾·拉蒙說。按照新的“貧窮”衡量體系，收入增長未必意味著“脫貧”，更重要的是自我評價的提高。

　　“很多人的問題不在于資源的匱乏，而是他們的自我評價很低。”拉蒙說，生活壓力、精神壓力大的人容易產生悲觀的情緒，認為自己對社會沒有貢獻，幸福感當然也就會跌入谷底。

　　針對這種精神上的“貧窮”，拉蒙認為“賦權”是最好的解決辦法。“賦權”是一個社會學上的概念，意味著給人以自主性和獨立性，讓人“有夢去追”，促進其發揮最大的主觀能動性。

　　“中國新一屆領導人提出了‘中國夢’的概念，這就是一種賦權，給人以集體的歸屬感，能夠動員社會實現整體目標，在這個過程中，每一個人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拉蒙說。

　　還有代表預計，2015年后，一個人、一個家庭的貧窮與否將不再通過收入來計算，而一個國家的發展狀況也就不能再通過國內生產總值來衡量。

　　歐洲文化管理與政策教育網絡主席克里斯蒂娜·奧爾特·努埃雷說，聯合國已承認GDP等簡單的指數并不能反應人類的幸福狀況，并呼吁成員國引入幸福指數的評價方式。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文化：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國際會議15日至17日在杭州舉行，數百名各國政府官員、學者等代表參會。此次會議是第一個在2015年后的發展框架內討論文化在可持續發展中作用的國際論壇。 (劉夢澤 余靖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