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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2015年全球貧困人口比例將大幅下降。屆時世界會如何定義“貧窮”?人們又該如何脫貧?正在杭州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文化: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會議的多位代表對此發表了各自的看法。
“貧窮不再是簡單的‘缺錢’,而是一種不理想的生活方式;幸福也不再是一組組冰冷的數字,而是一個個鮮活的故事。”加拿大社會發展理事會研究與政策部副部長凱瑟琳·斯科特建議,國際社會需要超越物質上的貧困,把更多的領域和因素納入衡量貧窮的指標體系。
“經濟上取得一定增長,但同時交往時間減少、壽命變短、生活質量下降,那這種增長還有什么意義呢?”凱瑟琳所任職的組織曾對加拿大人的幸福指數進行測算,結果發現雖然2010年與1994年相比,加拿大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了28.9%,但幸福指數只增長了7%。
加拿大社會發展理事會在廣泛征求普通民眾意見后,嘗試用8個指標來衡量“貧窮”,這些指標分別是時間的使用、社區的活力、民主參與程度、教育水平、環境、健康的人口、休閑與文化、居住條件。
紐約城市大學教授克萊門特·蒙博將2015年后的“貧困”定義為“一種缺乏的表現”,它不只是物質資源如衣食住行的缺乏,更多的情況是非物質資源如教育資源的缺乏、健康環境的缺乏,以及由于社會承認的缺乏而產生的孤獨、被邊緣化的感覺等。
“就評估整體社會而言,經濟因素是遠遠不夠的。”哈佛大學教授米歇爾·拉蒙說。按照新的“貧窮”衡量體系,收入增長未必意味著“脫貧”,更重要的是自我評價的提高。
“很多人的問題不在于資源的匱乏,而是他們的自我評價很低。”拉蒙說,生活壓力、精神壓力大的人容易產生悲觀的情緒,認為自己對社會沒有貢獻,幸福感當然也就會跌入谷底。
針對這種精神上的“貧窮”,拉蒙認為“賦權”是最好的解決辦法。“賦權”是一個社會學上的概念,意味著給人以自主性和獨立性,讓人“有夢去追”,促進其發揮最大的主觀能動性。
“中國新一屆領導人提出了‘中國夢’的概念,這就是一種賦權,給人以集體的歸屬感,能夠動員社會實現整體目標,在這個過程中,每一個人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拉蒙說。
還有代表預計,2015年后,一個人、一個家庭的貧窮與否將不再通過收入來計算,而一個國家的發展狀況也就不能再通過國內生產總值來衡量。
歐洲文化管理與政策教育網絡主席克里斯蒂娜·奧爾特·努埃雷說,聯合國已承認GDP等簡單的指數并不能反應人類的幸福狀況,并呼吁成員國引入幸福指數的評價方式。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文化: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國際會議15日至17日在杭州舉行,數百名各國政府官員、學者等代表參會。此次會議是第一個在2015年后的發展框架內討論文化在可持續發展中作用的國際論壇。 (劉夢澤 余靖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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