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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初，降雪造成110國道封閉，北京延慶大榆樹鎮為滯留在國道上的司機送去了熱乎乎的盒飯。不過，據負責送飯的工作人員說，很多司機擔心上當受騙，不敢輕易打開車門。

“目前，中國社會的總體信任進一步下降，已經跌破60分的信任底線。人際不信任進一步擴大，只有不到一半的調查者認為社會上大多數人可信，只有兩到三成信任陌生人。”前不久，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的社會心態藍皮書《中國社會心態研究報告2012-2013》發布之后，引起社會各界強烈反響。

在此次調查中，社科院藍皮書課題組對北京、上海、鄭州、武漢、廣州等7個城市的1900多名居民進行了詳細訪問。結果顯示，除了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度下降，超過七成人不敢相信陌生人，從行業和部門來看，人們對商業、企業信任度最低。同時，不同階層、群體間的不信任也在加深和固化，官民、警民、醫患、民商等社會關系的不信任程度也在進一步加深。

盡管藍皮書的結論只基于7個城市不到2000份樣本的調查數據，是否能客觀反映出中國社會的總體信任狀況，還有一些質疑，而環顧我們身邊的生活，這個調查結論卻在很大程度上驗證了很多人的切身感受。

快遞來了不敢開門，查水表的不讓進屋，入戶人口普查不得不改成去居委會報到，買菜時習慣性地要把小販的秤搬到眼前，買肉時總要用手按按有沒有注水，去超市買牛奶面包看不清保質期絕不會輕易埋單……不記得有多長時間沒串過門兒了，上一次街里街坊一起分享美食是在什么時候，如果不是幾次夜里被刺耳的腳步聲吵醒，你又怎么有興趣知道樓上住了六七年的鄰居是誰?

2009年，“三鹿毒奶粉”事件已經把食品企業的誠信缺失推向極致，接下來不斷曝光的染色饅頭、皮革奶、地溝油等食品安全事件更是讓消費者和企業之間毫無信任可言。2011年，“郭美美事件”引起軒然大波，“慈善”兩個字的神圣光環也日漸消散。近年來，讓公眾頻頻質疑的還有政府或相關機構組織行為透明度不高，比如財務收支、公車數量等。

當所有的不信任集中在一起時，社會氛圍就會改變，最直接的表現就是冷漠。藍皮書指出，“小悅悅事件”、“南京彭宇案”引發的老人跌倒要不要扶的熱議，甚至劉翔奧運會摔倒后的質疑，對擊斃周克華是否真實等的質疑，都成為社會信任惡化的注腳。

是什么原因導致社會總體信任降到了“不信任”水平?藍皮書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王俊秀認為，首先是由于社會轉型，改革開放以來，人們逐漸脫離原來的熟人社會形態，改變了原來的信任格局，人際信任下降是自然的結果。由于社會轉型中市場經濟秩序不完善，法律法規不完善或得不到很好執行，欺詐行為時有發生。在資訊發達的今天，人們獲得了更多的間接上當受騙經驗，這一切使得人際信任不斷降低。至于民眾對基層政府、政法機關的信任度不高，對廣告業、房地產、食品制造、藥品制造、旅游和餐飲等行業的信任度很低，很大原因是由于一些政府官員的不作為、亂作為或貪污腐敗。

在王俊秀看來，處于轉型時期的中國社會，社會價值觀更加多元。社會價值觀多元一定意義上緣于不同社會階層、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生活環境下人們的不同利益、不同需求、不同的知識體系、不同信息接觸和周圍社會環境的影響。但價值觀念多元的背后也存在著另一個突出的問題，就是共享價值觀念的缺乏。“如果社會無法形成共享的價值觀念，沒有每個社會成員都遵守的核心價值，社會的道德體系就會失守，社會就會沒有底線，社會的互信無法實現，社會進步也無從談起。”王俊秀說。

“誠信講的是道德問題，而信任是中性的事實判斷，我們不應該簡單把社會信任問題歸結為社會道德滑坡或民眾素質低，要看到社會信任下降主要是由于人們的信任風險提高了。”王俊秀認為，必須要從制度層面來解決社會信任問題，從制度上、法律上和管理機制上降低信任風險，特別是從公權力這個社會信任的核心環節入手重建社會信任。

“在人們道德和誠信嚴重缺失的關鍵時刻，我們應該拿起法律武器。”在一些專家看來，要想挽回社會誠信，必須依靠建立健全法律法規、嚴格執法，提高違法成本。在西方社會，維系誠信的力量首先是法律，而在中國，誠信的維系主要靠道德約束，法律的威懾力還遠遠不夠。比如，與人們生活和健康息息相關的食品、藥品行業，要加強監管，可以設立企業誠信評級機構，一旦企業出現不誠信行為，應該將其錄入黑名單并通報，通過罰款、整改等方法提高企業的品質;政府和相關機構更應該杜絕背信、失信的行為和權力濫用，社會監督完善了，公信力自然也就加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