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理學博士 岳曉東

　　自尊心過強 不能將心比心 過度敏感 害怕受傷害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號半山，封荊國公。撫州臨川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

　　從宋神宗熙寧二年(1069年)到公元宋神宗元豐八年(1085年)的16年間，王安石及其追隨者在神宗皇帝的大力支持下，倡導變法，革除積習，這便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熙寧變法”，又稱“王安石變法”。可惜這次變法前后跌宕起伏極大，致使朝臣長期相互傾軋，以失敗告終。

　　王安石性格偏執(zhí)，表現(xiàn)出種種的偏激行為，給其人際溝通及合作帶來極大的阻礙

　　王安石在“熙寧變法”中，獨斷專行，不容異見，導致變法嚴重受挫，其原因在哪里?對此，史學界看法不一。但就心理學而言，這是因為王安石人格偏執(zhí)，剛愎自用，不善團結各方人士，最終以人廢事。

　　王安石在變法過程中，一貫我行我素，導致朝中大臣多與他決裂。這當中有人原來是他的靠山，如韓維、呂公著等人;有人原來是他的薦主，如文彥博、歐陽修等人;有人原來是他的上司，如富弼、韓琦等人;也有人原來是他的朋友，如范縝、司馬光等人。雖然他們都是一時俊杰，朝廷重臣，卻因為不同意王安石的某些做法而被逐一趕出朝廷。特別是司馬光，念在與王安石共事數(shù)年的交情上，曾三次寫信給王安石，勸他調整自己的治國方略。可惜王安石就是執(zhí)迷不悟，看一條駁一條，導致司馬光最后與他分道揚鑣，終身不再往來，直到公元1086年二人同年去世為止。

　　偏執(zhí)類型的人，一般都具有強烈的自尊心，并十分敏感，固執(zhí)己見，自命不凡。此外，人格偏執(zhí)的人，還十分缺乏同理心，不能站在他人角度考慮問題，易將錯誤推諉他人或種種客觀原因。凡此種種，都會使當事人在待人處事中表現(xiàn)出種種的偏向、偏見、偏信、偏好、偏激行為，并給其人際溝通及合作共事帶來極大的阻礙。

　　王安石由于其偏執(zhí)人格，不善聽取不同意見，因而樹敵過多

　　王安石由于其偏執(zhí)人格，既不善聽取不同意見，也不善團結各方面力量，因而樹敵過多。這不但陷自己于不利境地，也累及神宗皇帝不能充分調動各方面力量來完成“熙寧變法”的大業(yè)(見表2)。

　　熙寧四年(1071年)，開封知府韓維報告說，境內民眾為了規(guī)避保甲法，竟有“截指斷腕者”。宋神宗就此事問及王安石，不想王安石竟回答：“這事靠不住。就算靠得住，也沒什么了不起!那些士大夫尚且不能理解新法，何況老百姓!”神宗皇帝聽了頗為不悅地說：“民言合而聽之則勝，亦不可不畏也。”王安石聽了仍是不以為然，因為在他看來，就連士大夫之言都可不予理睬，更何況是什么民言!王安石如此極端看問題，難怪人們都稱他為“拗相公”。

　　王安石早年在《上仁宗皇帝萬言書》提出了“教之、養(yǎng)之、取之、任之”的人才觀，認為若“有一非其道，則足以敗亂天下之才”。可惜，王安石口頭上講用人要從長計議、任人唯賢;行動上卻急功近利，濫用親信。這雖為他的政策執(zhí)行帶來一時的便利，卻為他的變法失敗埋下了禍根。而到了后來，北宋的朝政已不再是變法與否的爭論，而是瘋狂迫害異己的斗爭。想來這都是王安石偏執(zhí)人格惹的禍!

　　王安石的變法失利告訴后人：欲改變社會，必先改變自己;一個人格不完善的人，是不配也無法領導社會進步的。說到底，一個性格“拗扭”之人，何以包容天下，禮服眾心呢?!

　　偏執(zhí)類型的人，一般都具有強烈的自尊心，并十分敏感，固執(zhí)己見，自命不凡。此外，人格偏執(zhí)的人，還十分缺乏同理心，易將錯誤推諉他人或種種客觀原因。凡此種種，都會使當事人在待人處事中表現(xiàn)出種種的偏向、偏見、偏信、偏好、偏激行為，并給其人際溝通及合作共事帶來極大的阻礙。

　　王安石由于其偏執(zhí)人格，既不善聽取不同意見，也不善團結各方面力量，因而樹敵過多。不能充分調動各方面力量來完成“熙寧變法”的大業(yè)。

　　變法用人不當 終成小人亂政

　　毛主席曾有一句名言：“正確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因素。”王安石變法不僅政策有誤，用人更是有誤，起用了一大批雖順從己見卻陰險狡詐之徒，最終導致“小人亂政”，“奸人壞法”。

　　何謂小人?以司馬光之見，就是德行不立，無論其多有才華。小人通常有兩個突出特征：為求功名可以不擇手段，為泄私欲可以不計后果。而王安石最重要的支持者與助手呂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呂嘉問、蔡京、李定、鄧綰、薛向等人，盡是后世聲名狼藉之輩，絕大部分都被列進了官修正史《宋史》的奸臣冊中。這些人初入官場時，大多做事盡心盡意，盡顯才干;但時間久了，他們便以王安石為榜樣，用人唯親，排除異己，并做事急功近利，唯利是圖，為達目的可以做出種種人所不齒的事情來。

　　例如，呂惠卿曾是王安石最堅定的親信，也是一位很有才干的官員。但他后來為求自身的升遷，竟設計陷害王安石，令神宗皇帝對王安石的信任大打折扣。章惇也曾是王安石的得力助手，可他后來在迫害“元佑黨人”(反對急進變法之人)時，可謂窮兇極惡，空前絕后，一點君子風度都沒有。王安石的另一得力助手鄧綰更是做事不擇手段，厚顏無恥，他曾說：“笑罵由人笑罵，好官我自為之。”這句話成為后世指斥官場厚顏無恥行為的專用語。至于蔡京，那更是成為中國歷史上少有的奸臣，搞得北宋末年的政治臭氣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