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子弟更容易上北大不是謊言？（圖）
對于很多媒體報道時指出的“干部子女所占比例增加”的觀點，梁晨稱，“從研究數據上看這確實是存在的。但很多人沒有仔細研究文章，其實我們已經說明了為什么會有這種情況出現：我們在統計數據做編碼時，把有職務和身份的人都編成了干部，比如你是一名記者，是報道組的組長，我們在做研究時就把你當成了干部，這就造成了干部子女所占比例的大量上升。”
梁晨進一步解釋稱，從干部內部構成情況來看，其實大量的干部是企業干部。他說，改革開放后企業干部子女所占比例是直線上升的，黨政干部子女所占比例急劇下降，“這與經濟改革后的調整有關”。
報告是這樣分析的：改革開放后干部子女所占比例的增長，很可能是各類企業大量增加的結果。作者對蘇大學生父親干部職業的統計分析發現，恢復高考后，蘇大增加的主要是各類企業干部和經理人員的子女，并非黨政干部的子女。
報告中的數據顯示，從“文革”開始，黨政干部子女所占比例持續降低，企業干部子女所占比例卻持續增長，到2002年以后已經超過半數。梁晨說，干部子女所占比例的上升，可能更多反映的是經濟發展和社會結構的變化，而不能簡單認為干部子女所占比例的增長就表明了行政權力干擾了高考招生。
梁晨認為，總體上看，50年來工農子女始終保持了相當比重，即便是改革開放后也沒有出現大幅下降。他說：“我們認為生源構成是相對穩定的，變化沒有那么嚴重”。
作者研究數據發現，新中國成立初期，北大和蘇大兩校的學生幾乎都來自城鎮，之后鄉村學生所占比重開始增加。以北京大學為例，1952年至1955年間，北大來自農村學生的比例從2.4%增長到6.5%，到1980年，這一比例增長到12.5%，1985年更是一度達到19.4%，上世紀90年代后期這一比例保持在12%~15%左右，來自鄉鎮的學生比例超過7%。兩者相加，城市之外的學生比例持續保持在20%上下。
梁晨介紹，雖然農民子女的比例在北大確實是減少了，但工人子女的比例在改革開放之后是穩定中有所增長的，這一點北大可能不那么明顯，但蘇大相當明顯。
在他看來，改革開放后，各類企業大量增加，很多農民離開土地進入工廠，成為沒有城市戶口的打工者，“統計中部分工人子女可能是以前的農民子女”。
所以，他認為，農民子女所占比例下降和工人子女所占比例持續增長是同一個現象的兩種表達。該項研究中的數據也顯示：學生的父親是工農的總體比例，北大自1981年以來一直維持在30%~40%，蘇大2002年甚至達到55%，報告據此認為，工農子弟在北大占據了重要地位，在蘇大則已成為多數群體。
報告認為，中國高考制度本身是有利于工農子弟的，相較于國外，中國教育為工農子女提供了更多受教育及社會流動的機會
進入美國精英大學的社會下層子女越來越少。數據顯示，在全美最優秀的30所大學中的大多數學校、來自全美家庭收入后50%家庭的學生比例，從1983年的20%~30%下降到2003年的10%~15%，短短20年減少了一半。2004年，164所精英大學中家庭收入處于全美后25%的學生只占到3%，家庭收入處于全美前25%的學生占到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