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賣妻子乳房"咋成了討薪的利器（圖）
9月11日下午，沈陽市沈河區中山路上兩名中年男子的行為，吸引了路人的眼球，一名矮個兒男子手舉一張“廣告”，上面赫然寫著“出賣妻子乳房”幾個大字！記者表明身份后，兩名男子說了實話：“我并不是真想賣老婆的乳房，我就是想吸引別人的注意，幫我們討回工錢！”原來，二人都是凌源人，他們是為了討要雇主拖欠的近20萬元工資，才出此下策。（9月12日《沈陽晚報》）
“出賣妻子乳房”竟成了討薪的武器，這是如此地讓人震驚，這又是如此地讓人感到苦澀和悲哀！
這的確不是什么上策。被“出賣乳房”的妻子固然受到了褻瀆，自殘尊嚴的丈夫心里也大約在流血，即便最終以此方式成功討回被拖欠的工錢，其仍會在一段時間內成為談資的不光彩主角。而于整個社會而言，也沒什么益處，道德的底線也將隨著此類事件的頻演而悄然后退。或許有人會因此對“出賣妻子乳房”者進行道德上的譴責，但我想，譴責還是且慢，更重要的，是對不堪現實的追問。
由這一事件可以看出，在巨大的生存壓力面前，所謂的道德和尊嚴是極其脆弱的。面對本屬于自己的錢卻無法討回的現實，又如何能要求人們“貧賤不能移”呢？被“出賣乳房”的妻子對此并不知情，但知情了又將怎樣？需要明白的是，“貧賤夫妻百事哀”，他們選擇的余地并不大。
無助的弱勢者們的“策劃”水平，是日漸其高了。即以討薪為例，就從最初慣見的跳樓討薪、爬塔吊討薪演化至了老人拉奔馳車討薪、裸體討薪以及“出賣妻子乳房”討薪，形式趨于多樣化，對公眾眼球的刺激程度也越來越高。但這種高水平并不是什么幸事，而是折射出了現實的無奈。因為在社會“工資拖欠審美疲勞”之下，非“出奇制勝”無以引起輿論的關注，非“匠心獨運”無以獲得權利的救濟。
我以為，這樣的“策劃”也是一種“喊痛的自由和改變受壓迫環境的自由”——這被蕭伯納認為是世界上唯一有價值的自由——但為了獲得這樣的自由卻不得不讓渡了尊嚴。不讓渡尊嚴，你喊痛就會無人理睬，改變受壓迫環境自然更將無從談起。所以，這種自由還是被打了折扣的。
尖銳的現實說明，某些弱者之維權不但是對其耐心和毅力的考驗，也是對其智慧的考驗。但這樣的維權方式，不但會大量耗費財富，加大整個社會的運行成本，對于整個社會的道德建設來說也是極其不利的。
下策實在不值得推崇，但問題是尋求在渠道內解決的上策卻并不管用——“出賣妻子乳房”者找了很多部門，但是沒能解決問題。所以，我們更應反思我們的制度在保護弱勢者權益上為何低效甚至是無效。為何行政和司法部門對于強勢的欠薪者往往無可奈何，甚至是被對方俘獲？為何相關的維權程序是那樣的復雜、關口眾多，為何相關職能部門不能有更高的效率，以至于讓維權者陷入漫長的等待，來回奔波的經濟成本和時間成本都極其高昂？為何弱者維權一上升為事件，解決的速度馬上就快得異乎尋常，由長年累月縮短至數天乃至數小時，否則就難有解決時間表？……這些都迫切需要得到答案。
如果現狀仍得不到根本性的改變，那么必然還會有更加新穎的“策劃”出現，要知道，在無奈現實的逼迫下，弱勢者的智慧是無窮的。
（孫立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