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打死親生骨肉 只因“補課”和“早教”
5日有兩條新聞延長了“欲斷魂”的清明節。一是9歲小學生小龍拒絕被父親拉去附近的補習班上課，被當街暴打，其后送院不治身亡。二是貴州嘉善一女子因其3歲女兒對不上唐詩，用手用力拍擊女兒頭部，致使女兒死亡。
兩個小孩死與家庭暴力，這一點不用多說。我更想說的是，兩個小孩都死于瘋狂的“補課”生意和“早教”生意。從報道看來，這樣的生意已經在農村扎下根，小龍的父親這個“典型的生意人”以及過著“貧寒的生活”的小諾都舍得花錢花精力給孩子“進補”。但是，這樣“補課”和“早教”已經偏離了啟蒙和愛，成了一種精神壓迫和肉體折磨。在一年一度的清明節，9歲小學生小龍（化名）原本可以享受一個舒適的假期，卻被父親拉去補課。小龍因拼命掙脫父親而被暴打致死。我認為，這家每周六和周日下午6時準時開班、連清明節也不放過的補習社也是小龍之死的兇手。小龍表面上是在反抗父權，實際上是在反抗剝奪了他所有假期的補習社。父親不過是充當了補習社的打手。
再看小諾，她文化不高，但深知只有念書才能改變孩子們的人生，于是在家教3歲的小女兒數數、念詩。3歲的孩子本來就只能咿呀地學，所以無法令小諾感到滿意。小諾女兒是被喜歡持久拍打孩子頭部的母親拍死的，也是被某種文化“拍死”的，這種文化把“只有念書才能改變孩子們的人生”置換成“只有早教才能改變孩子們的人生”，讓無數城市和鄉村的家長以改變孩子人生的名義對幼兒痛下殺手。
只要各種補習社和“早教”指南仍然生意興隆，這樣的“補課死”、“早教死”案例將連綿不絕。
今年兩會期間，中國法學會反對家庭暴力網絡鑒于目前缺乏全面禁止家庭暴力的全國性專門立法的現實，再次提出了《家庭暴力防治法》專家建議稿，這是該網絡在2003年通過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提交十屆人大和政協的《家庭暴力防治法》專家建議稿的基礎上修訂而成的。建議稿明確家庭暴力不是個人私事，而是侵犯家庭成員人權的社會公害。并首次確立了社會干預機制，認為保障公民不受家庭暴力的侵害是國家必須承擔的責任。提出要反對和禁止一切形式的家庭暴力，對家庭暴力“零忍耐”。這將對防治“當街暴打”孩子等家庭暴力起到積極作用，但是該法又有明顯的局限性。“補課死”、“早教死”并非單純的家庭暴力，其中有“補課暴力”、“早教暴力”。就算小龍的父親及小諾不對孩子動粗，而是溫柔地讓孩子“補課”或進行“早教”訓練，仍然是一種“溫柔暴力”，它剝奪了孩子的休息權、游戲權、不知情權——孩子有對過度的信息灌輸“不知情”的權利。
日前有新聞報道，有的“早教”完全是在培養愛因斯坦，比小諾培養李白還要過分。臺灣《哈狗幫》歌輯中有一首《補習》，其中唱道“我說補補補，越補越像神經病”。如不對各種補習社和“早教”訓練進行法律規范，它們不把孩子補死也要把孩子補成神經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