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為什么越來越多的人放棄高考？
這兩年來，我們看到大學生頭上的榮譽身份光環正在加速褪去。中國的大學生從未像今天這樣過剩過：去年尚有100多萬沒找到工作，今年又將新增600多萬畢業生。如此就業慘狀之下。出現下面這樣的新聞就不足為奇了：“狀元村萌生讀書無用論”、“重慶上萬高中生放棄高考”、“湖南理工學院畢業生往母校校名上撒尿并集體合影”、“大學生當洗腳妹、爭相應聘搓澡工”……
在中國人的傳統里，一直有“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觀念，再加上過去幾十年，高等教育一直是國家壟斷的超級稀缺資源，讀大學，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都要去搶的肥肉，絕不可能有“讀大學不合算的”想法。而近幾年的教育產業化，使得中國的高等教育迅速普及，似乎人人都有個大學可讀，和世界大多數國家一樣，高等教育不再是極少數人才能得到的機會，幾乎成了一項人人都可享有的權利。當然，“偽市場化”下的學費自然是不低的。在遭遇了空前的就業危機之后，很多人才意識到，讀大學原來并不是只賺不賠的絕對福利，而像是一項投資，有時候是合算的，有時候就未必。
這一點在農村地區體現得更為充分，大部分農村家庭，為了供養一個大學生，都會花掉畢生的積蓄甚至債臺高筑，他們衡量上大學是否合算的標準很簡單，就是看能不能找到一份好的工作，找到了，以前的辛苦和投入就值；否則就不值。
或許有的人會說，讀書可以提升人的素質，關乎人的尊嚴和價值，不能光靠簡單的投入與產出的經濟計算來衡量。我認為，這種說法雖然也有道理，基礎義務教育是必須保證的，但高等教育則有所不同，對于大多數人來講，衡量自己在高等教育上的投入與產出還是第一位需要考慮的。現代性的一個特征是理性計算，其實不光中國的低收入家庭是如此，在世界上的發達國家的居民，也還是很現實地把高等教育當作是一項投資，衡量投入與產出的效益也是他們考慮是否選擇讀大學的主要問題。
很顯然，讀大學需要投入巨大的時間和金錢的成本，而人的一生是有限的，必須考慮一個投入產出比的問題。既然是一項投資，就有一個投入與產出的最佳結合點，投太多投太少都不好。因此，對于個人來講，書并不是讀得越多就越好。而對一個國家來講，也并不是培養大學生越多越好。投入與產出的最佳結合點在哪里？國家根據本國的產業和發展的具體情況而定，個人也是根據自身的天賦、特長以及家庭狀況來考慮。我們必須看到“讀大學無用論”背后的理性計算的合理性一面。
各個國家因為產業結構的不同，對大學生多少的需求也有很大差別。以德國為例，一般工業化國家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是45%，而德國只有28%。在完成9-10年的義務教育后，只有約30％的青年選擇上大學，約70％的年輕人則選擇不同形式的職業教育。盡管德國的大學不需要交學費，但大多數青年還是愿意選擇在職業學校學一門技術，因為職業學校的花費比大學更便宜，而且能更早的工作，就業也更容易一些。
英國和美國的情況則有很大不同，早在1971 年，美國的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就達到了50％，上世紀90年代后期，英國也達到了這個水平。為什么英美會和德國有這么大的差距，這并非因為德國不重視高等教育，而是由于產業結構的不同所致。我們知道，德國是制造業大國，需要的更多的是實踐型的技術性人才，因此對職業教育的需求更多一些。而英美在基礎科學、基礎創新、信息技術等領域占據優勢，金融以及其他高端服務業所占的產業比重也更大，對高端人才的需求，對“白領”的需求更多一些，也自然需要更多的大學生。
那我們中國的情況呢，中國的大學生就業難的固然有社會不公等多方面的原因，但我們也應該看到，大學生就業難很大程度上也與我們的產業機構密切相關。可以說，在以后相當長的一個時期里，中國最具國際競爭力的還是要勞動力密集型的產業，不管我們是否愿意，但建立在廉價勞動力基礎上的低端制造業依然是我們未來幾十年的必然選擇。很顯然，只要宏觀制度層面的改變不大，我們的產業結構依然是一個洋蔥型的結構，這樣一種產業結構對大學生的需求是相當有限的。更糟糕的是，自1997年之后，中國服務業的增長速度一直落后于GDP的增長速度，至今已經持續了8年之久。這也就是說，中國服務業在經濟中的份額不是在增加，而是在不斷減少。對大學生的需求并沒有擴大多少，但這時候突然擴招畢業那么多大學生，就業形勢之嚴峻是必然的結果。
當然，改變的方法只能是產業升級，但產業升級絕不是想升就升的，這依賴于一整套制度環境、法治環境和社會道德環境的升級才能辦到，很可惜，目前我們還沒有看到政府在宏觀制度方面的突破。因此我們可以預見，在今后相當長一個時期內，大學生就業困難的局面不會有太大改善，“讀大學無用論”還會進一步擴散，會有越來越多的人認識這個觀點背后的合理性一面，也讓中國人以更成熟的觀念來看待大學教育。
（信力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