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工荒”蔓延沿海城市 單漲工資難留80后
虎年春節之后新一輪民工荒再現，顯示勞動力供求關系趨緊正在倒逼產業和勞動力雙升級調整，只有城市化才是最終出路
按照傳統，到元宵節“年”才過完。之后，來自中西部的農民工們會打點行李，重回城市，開始新一年的行程。
可是，今年在眾多沿海城市，未等春節的爆竹聲消歇，眾多企業就已迫不及待“招兵買馬”。
從大年初五、初六起，勞務市場就擠滿了招工企業。除了慣常的招聘會，一些企業還在人流密集處散發傳單。在浙江省義烏市人力資源市場周圍，更是出現了數千企業招工者舉著自制招牌招工的場景。
這并不是春節后的新景象。自2009年夏末以來，隨著沿海加工出口型企業訂單陸續增加，久違的“招工難”乃至“民工荒”驟然顯現。
至2009年四季度，用工困難仍在持續蔓延。從大企業到小企業；從江蘇的昆山、常熟，到浙江的杭州、義烏，再到珠三角的深圳、東莞；從建筑業、制造業再到新興的服務業，用工難隨處可見。
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下稱人保部）勞動科學研究所就業與勞動力市場室主任張麗賓表示，在農民工尚未集中返城前，目前還不能簡單斷言是否又現新一輪民工荒，但企業用工難是多年的事實。
社科院中國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張車偉則大膽預測，此種勞動力短缺的現象，將成為中國勞動力市場的常態。
2010年2月24日，人保部發布《部分城市2010年企業春季用工需求和2009年農村外出務工人員就業情況調查分析結果》，雖指出“用工荒”仍局限于一定范圍和特定時間段，但也警告說，局部地區的“用工荒”有可能進一步升級。
“民工荒是件好事。一些血汗工廠必須反思，僅僅依靠剝削廉價勞動力以賺取勞務費，絕不是可持續發展之路。從這種意義上說，民工荒也是中國產業升級、轉型的契機。”人保部就業促進司有關負責人對本刊記者坦言。
“普工荒”替代“技工荒”
去年三季度以來，本刊記者曾多次走進沿海城市進行調查，民工荒征兆隨處可見。
“大量招收熟練繡花工、普工”、“誠聘縫紉車工若干名”、“大量招收縫紉工，熟練工優先，不會也可以學”……在輕工企業密布的江蘇省太倉市經濟開發區，這樣的大紅橫幅或者醒目公告比比皆是。
從只招一兩名設備操作人員，到招募“大量”普通工、熟練工，招工信息密密麻麻地出現在中介公司的小黑板、街道的電線桿，以及打工者居住社區的告示欄上。
經濟回暖直接帶來企業訂單迅速增加。工業和信息化部公布的數據顯示，2010年頭一個月，紡織品出口同比增長18.2％，家具、玩具、箱包、鞋類出口分別增長7.6％、5.9％、4.5％和1.4％。占出口總額半壁江山的機電產品出口，更是同比增長27％。
中山大學財稅系主任、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副主任林江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表示，或許這些訂單多少有些“虛假繁榮”。2009年底他在東莞調研時，發現很多加工制造類企業都在競相虧本接單。這主要緣于對經濟回暖預期加強，“先不倒閉再說”，以等待下一批訂單價格上升。
無論如何，各企業對勞動力的需求客觀存在，且遠未得到滿足。人保部發布的調查顯示，春節后企業招工人數比往年有所增加，預計招工有困難的企業比例也在上升。
在對企業的調查中，近九成企業表示春節后準備招用新員工，這一比例已經恢復到金融危機之前的水平，并有所上升。2010年平均每個企業計劃新招員工143人，即使與2008年同期相比，也上升了約五個百分點；有七成企業預期今年招工“有困難”或“有一定困難”，比往年相比上升了五個百分點。
另一個容易被忽略的事實則是，琳瑯滿目的招聘廣告上，最為缺乏的人員并非“技工”，而是并不需要太高技術儲備的“普工”。一些大企業往往一招就是數百人。
溫州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就業和失業保險處的周先生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直言，“溫州也和其他地方一樣，缺人。缺人的工種是普工，這幾個月都比較難招。”
所謂“招工難”，其實主要就是“普工荒”，這與近年來頗為流行的結構失衡導致“技工荒”的判斷大相徑庭。
對此，人保部勞動科學研究所就業與勞動力市場室主任張麗賓指出，事實上，技工占整個需求的比例是很小的，“高級技工一個廠就要幾個，所有的技工加起來，比例都不超過40％。最主要的還是普工荒，但很多人不愿意面對這個現實。”
這是一個微妙的信號：勞動力已經從結構性短缺，逐步演變成整體性短缺。
在張麗賓看來，這種趨勢早已出現，只是此前一度被金融危機擾亂，現在重新表現出來而已。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學者王美艷也持類似的看法。她對本刊記者說：“當前中國勞動力已不再是無限供給狀態。盡管還不是普遍短缺，但最起碼已是有限剩余。”
向內地分流
早在2004年，隨著中央惠農政策漸顯成效，沿海地區以及各地城市“用工緊張”已初現端倪。到2006年后，伴隨著經濟持續高速增長，“招工難”逐步演化為一場全局性的勞工短缺。
2008年下半年，受金融危機波及，漸入高峰的民工荒一度戛然而止，甚至出現“失業潮”。2009年春節前，至少有1200萬人因此失去了工作，大部分人不得不提前返鄉。
但這個“插曲”并未持續。國家統計局統計顯示，到了2009年三季度末，全國農村外出務工勞動力達15198萬人，較2008年底增加了1100萬人左右。
當農民工重新涌出鄉村時，人們發現，這個群體對務工目的地的選擇有了明顯的變化。曾經匯集了無數農民工夢想的長三角和珠三角，已不再是他們的擇業首選地。
國家統計局農民工監測調查的數據顯示，在2009年春節后外出的農民工中，有21.2％調整了目的地；其中因金融危機影響失業而返鄉的農民工中，更有28％調整了外出目的地。
進入2010年，這種調整仍在繼續。準備外出的務工人員中，打算去中西部的占29％，比往年增加了7個百分點。
更值得關注的是，有8％的返鄉務工人員表示不再外出務工。
2009年7月，傳統勞務輸出大省——四川省農民工工作領導小組向國務院呈交的一份農民工就業情況調研報告顯示，四川省內和“三北”地區（華北、東北、西北）成為返鄉農民工再就業的首選目的地，而到東南沿海務工人數同比減少了19％。
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小城鎮研究中心主任李鐵認為，隨著近年來一些內陸城市的發展，以及諸多產業向內地轉移，農民工返鄉后，雖然從統計上顯示還是選擇在城市就業，但實際上并不一定再去往沿海地區。
他對本刊記者表示，在“4萬億”刺激計劃下，大量資金投向中西部基礎建設，相應地帶動了中西部的就業。
同時，為應對當時的失業潮，內陸省份政府亦紛紛出臺政策，努力推動農民工返鄉創業。深圳市百靈人力資源有限公司的馬先生就對本刊記者感慨說，深圳“用工荒”目前很普遍，主要原因是來深圳工作的農民工少了，“去年都被號召返鄉創業了”。
僵硬的工資
農民工不再青睞沿海的一個重要原因還在于，沿海企業的工資待遇已漸失優勢。
2009年9月，太倉市就業管理處曾組織19家企業遠赴甘肅平涼地區，開展勞務招聘活動。太倉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就業管理處主任嚴楓告訴本刊記者，“我們前期投入很大，搞宣傳、布展臺，雄心壯志，想著怎么也得拉回來千把人吧。”
最后的結果令人沮喪。當場只有100多人報名，體檢下來五六十人合格；最后真正來到太倉的，不到20人。
嚴楓告訴本刊記者，當初之所以把勞務對接地定在甘肅平涼，就是以為這些地方相對落后，沿海地區的工資對當地人更具吸引力。但后來他們認識到，當地縣城打工絕對收入雖然不高，但生活成本也低，再加上離家近，“我們太倉并沒有太大的優勢”。
對于內地農村而言，月薪千元一度是個充滿巨大誘惑的數字。然而，隨著農業收入的提高、內地就業機會的增加，它早已褪去了往日的光彩。
河南農民工艾振軍曾帶著十幾個老鄉，在老家鶴壁建筑工地干活。他告訴本刊記者，最初考慮過北京，后來聽說北京一個“大工”最多一天才掙120元，而在鶴壁市開發區，“大工”一天最少100元還管飯。“不用拋家舍業，在老家干活沒有顧慮。”他解釋說。
人保部就業促進司的相關負責人更是明確表示：“當前的缺工，和沿海企業所提供的福利待遇有著密切關系。”
目前，盡管沿海地區普遍上調了最低工資線，但細究產業工人工資構成，多為“最低工資+加班工資”，即使最低工資上調，其綜合收入亦難有明顯增長。相較于工人日復一日高強度的機械勞作，整體福利水平并無更大吸引力。
新一代，新訴求
要吸引頻繁流動的工人，也遠非漲工資一項所能解決。
20歲的周正福來自四川樂山，已在南京闖蕩了六年之久。他現在在南京一家大型加工廠上班，月工資高達2700元，遠遠高于四川老家樂山的收入水平。但他并不認可當前的這份工作，正準備跳槽。
“一天要工作十五六個小時！有時候干到凌晨一點，下了班倒床就睡，睡醒了又上班。感覺我就是流水線上的一個零件，都不是一個人，掙再多的錢又有什么意思？”他說。
太倉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就業管理處主任嚴楓給記者講了一個故事：當地一家鞋廠，有一個農村來的女孩，干了兩個月，存了2000多塊錢，就要辭工。她說這筆錢夠她玩一兩個月了，沒錢了再回來做，反正找工作很容易。“這種做法是老一代的農民工想都沒想過的。”嚴楓感嘆。
當第一代農民工仍然想著賺錢養老、回家修房時，第二代農民工卻帶著更大的抱負來到了城市。當人們還習慣于對“80后”“90后”指手畫腳，突然間才發現這些帶著網絡時代印記的獨生子女們，已經成長成各個領域的生力軍。當前農民工的主體早已轉換為這批生于80年代的青年人。
統計顯示，16歲以上的農民工中，61％的人年齡在30歲以下，即出生在1980年之后。與吃苦耐勞的父輩們截然不同，他們有著更強的自我意識、權利意識，也渴望著在更廣闊的空間成就自我的價值。
面對過低的工資或日復一日的機械勞動，新一代農民工的惟一選擇就是離開，去尋找下一個更好的機會。單純的漲工資，已難以留住這些年輕的新工人。
有專家直言，新一代民工決不會被工資待遇所“綁架”。在對工資待遇提出新要求的同時，他們在政治地位、社會地位、合法權益、人格尊重、子女入學、社會保障等方面的訴求，也會日益凸顯。
上海天普勞務咨詢有限公司的湯女士告訴本刊記者，不少企業已經逐步意識到這種新訴求。以工作環境、甚至豐富業余生活來吸引求職者，已經越來越常見。一電子企業的招聘廣告還特別承諾，公司將為員工組織籃球賽和足球賽。
“雙升級”前景
在學者們看來，這一輪突如其來的“用工荒”再次昭示，低端勞動力源源不斷的供給正在發生著改變，長期依賴廉價勞動力的增長模式日益脆弱。
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的發展中國家中，勞動力從無限供給到向短缺轉變，被稱為“劉易斯拐點”。
自上個世紀70年代末以來，隨著農村聯產承包制的實行，加之資金以及技術投入增加，農村龐大的“富余”勞動力開始了城鄉之間年復一年的遷徙往返，并以低廉的人力成本支持了中國制造業的崛起。
然而，非農產業的發展終將把農業剩余勞動力吸收殆盡。從更為長遠的發展圖景來看，中國人口增長的拐點必然到來，屆時低端的加工制造業發展將失去支撐。
早在2007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者蔡就提出，隨著計劃生育政策的長期實施，老齡化趨勢正在顯現，勞動力供給高峰即將結束，勞動年齡人口占主導而帶來的“人口紅利”也將消失。
這并非危言聳聽。2001年一季度，全國勞動力市場的求人倍率為0.65，也就是說，每十個人競爭6.5個工作崗位。自此以后，求人倍率不斷上升：2007年一季度，中國勞動力市場的求人倍率高達0.98，這一水平一直持續到2008年二季度。
在金融危機的沖擊下，2008年第三、第四季度的求人倍率才有所下跌，回到2003年前后0.85的水平。進入2009年，這一數據又有顯著回升。
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蔡警告說，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關鍵時刻已經到來。如果不能及時行動，中國就會喪失高速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
學者的建議早已汗牛充棟，產業升級的計劃已有藍圖。僅在2009年，中國政府已多次出臺推動高新技術產業、服務業以及循環經濟等產業的政策。
在人保部勞動科學研究所就業與勞動力市場室主任張麗賓看來，當前這種供給與需求間的矛盾，是產業升級的步伐落后于勞動力市場形勢的變化所造成的。
“當前的民工荒，在倒逼企業升級，最后實現產業升級。產業的升級，不僅會減少對勞動力總量的需求，更會提高需求的層級。現在是普工荒，那個時候就是真正的技工荒，需要大量有技術的勞動者。加大技能的培訓、提高勞動者自身的素質亟須提上日程。”她解釋說。
的確，產業升級離不開勞動力的升級。“農民工文化、技能水平普遍較低，只能從事簡單的重復勞動，這種普通崗位，也不太容易硬性地提高工資，也難有好的發展前景。”中華全國總工會民主管理部部長郭軍對本刊記者強調，產業升級的同時，勞動力的升級是必然的。
在現實中，在各低端崗位間頻繁跳槽的農民工，大多處于“高不成，低不愿意就”狀態。前面提到的四川樂山農民工周正福，已在南京闖蕩六年之久，前后做過20多份工作，但不過是從一家工廠換到另一家工廠，從中餐店服務員換成王老吉的推銷員。
對農民工來說，職業技能的培養，并不能僅靠企業轉變用工策略，更依賴于技能培訓。“從人口結構的變化看，勞動力遲早會出現短缺。當數量下降，彌補的惟一方法就是提高質量。不僅要為農民工提供有效的培訓，更要加強職業教育，提高新成長勞動力的素質。”王美艷說。
城市化出路
在這幅美好的藍圖中，產業與勞動者的雙升級，將推動中國工業化持續發展。然而，此種良性發展仍然面臨諸多障礙。其中最主要的，便是遠遠滯后于工業化的城市化進程。
蔡指出，在存在戶籍制度的條件下，非農產業的勞動力需求（通常是發生在城市和沿海地區）與勞動力供給（存在于農村和中西部地區），在地理上被割裂了。勞動力供給對需求的反映，比正常的勞動力市場條件下要緩慢得多，常常導致特定地區勞動力供給的大起大落。
而要實現勞動力的充分流動，除了構建更加通暢的勞務對接平臺，更重要的是完善相關的配套政策。
過去30多年間，生存的壓力與對現代生活的渴望，碾碎了中國農民延續千年之久的土地情結。如果說上個世紀90年代涌入城市的第一代農民工，還對農村有著留戀和歸屬感，那么對于第二代、第三代生長于網絡時代的農民工們而言，農村只可能是些許模糊的印象：大部分“80后”“90后”青年人，既不會務農也不愿務農；那種傳統的農業方式，早已經失去了吸引力。
在蔡看來，這也是失業潮之后，大批農民工選擇迅速返城的重要原因。在一段時間內，城市若不能提供令他們安居樂業的環境，恐怕將為更嚴峻的社會危機埋下種子。
“戶口、社會保障等制度層面的障礙太多。”王美艷表示，只有放寬戶籍限制，給予外來務工者平等的社會保障及公共福利，他們才有可能安心在城市工作。
“農民工在城市生活，除了自己的工作收入，沒有任何其他的保障。而城里人，有養老、醫療保障，失去了工作可以登記失業，能夠在城市生活下去。但農民工一旦失去了工作，便什么都沒有了。無論是戶口、社保，還是住房、子女教育，農民工的顧慮太多。”她補充說。
2010年1月31日，新華社發布2010年以農村工作為主題的中央“一號文件”。這份文件再次提出，要深化戶籍改革，讓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在城鎮落戶并享有與當地城鎮居民同等的權益。這或許意味著，在不太遙遠的未來，將有更多的農民工可以在城市安居樂業，而不必再像候鳥一樣，在城市與農村間來來回回。
然而，這個美好的前景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農民工真正成為城市的新市民或者新公民之前，“返鄉潮”與“民工荒”的震蕩仍將繼續甚至加劇。
本刊記者郭惟地對此文亦有貢獻
